杨子:这是件有功德的事
导语:以往被排斥在艺术圈外的一些人,借着新星星艺术节这样的机会可以展示他们的才华。

经济观察报王隽/文 在参加新星星艺术节的所有艺术家中,大概只有一个人拿出了自己12岁时的画作来投稿。他是陈志刚,马钢的工人,今年35岁,刚刚结婚,投出稿件时正等待着孩子的出生。

陈志刚的作品是为卡夫卡短篇小说《乡村医生》创作的一组插画,在其中一幅上,凑近了看,你能看到稍显稚嫩的笔迹:“画于1988.12.”诗人、媒体人杨子对这组画的评价是:“这些画可能毫无技法可言,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他已经将他从卡夫卡文字中体验到的那种神秘与不安,通过画面很好地传递出来了。”

那个年代,一个有艺术素养的孩子如果没有考上美术学院,或者说考上美院附中,那基本上他就该和艺术分道扬镳了。没有自由职业者,也不可能会有为还未进入艺术圈的艺术家们举办的艺术节,1988年,甚至连圆明园画家村都还没出现,陈志刚虽然幸运地发现了自己的天赋与素养,却不太幸运地错失了最好的年纪。

人们之所以还能在成都的世纪城会展中心看到这幅画,得益于陈志刚儿时的朋友杨子的推荐,更得益于有新星星艺术节这样一个存在。

“这是件有功德的事,如果那个年代有这个比赛,陈志刚说不定就走了这条路,成了个不错的艺术家——他12岁的画在这次艺术节的终评中得到了3票。几年前回安徽还去看他,他在郊外租了农民的房子,还在画,但那种神奇和生猛,已经无影无踪了。”

杨子重复着“功德”这个词。

他认为艺术作品的面貌很大程度是由策展人、创作者、买家、画廊、媒体来共同决定的,不是由创作者本人来独立决定的,所以,一些人是被挤在这个圈子之外的。

“媒体装不下那么多的人,就像一个酒店只有50个房间,第51个人再优秀,他可能就是进不来。这个艺术节之所以会吸引到像梁文道、贾樟柯这样的‘局外人’加入进来,是因为它针对了真问题:这么多没有进入市场、没有成为明星的艺术工作者,他们和艺术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他们的前途在哪里?谁来过问他们的绝望?”

针对问题、提供平台是第一步,更多的意义在于发掘年轻艺术家身上的“可能性”,并坚持下去,尝试给出答案,解决问题。

在第一届的新星星艺术节里,杨子是终审评委,他说,在最后评奖的过程里,争议也一直存在。这种争议,来自于大家对“新星星”的定位——到底要做一个怎样的艺术节,选出怎样的作品,有怎样的标准。

这个问题,在评审工作还未开始时,艺术场的董事长曾琼就问过终审评委、艺术家汪建伟,汪建伟说:“我最看重的,不是年龄、成熟度、圆润感,而是在他们这个年纪,非常自觉地不与这个时代故意去达成共识,也不刻意地去和整个时代作对,没有过早地把自己装扮好,放到一个准确的位置上。这样的状态才是自由、独立,具备可能性的。”

这一段像绕口令一样的话,其实只是在说一点,不要把流行的东西套在身上,这些久经沙场的评审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谁是真心画画,谁只想来碰碰运气。

用杨子的话说,虽然这次的作品里,那种强烈到让你一眼就选出来的东西不多,但是真诚的作品不少,也让大家一致强调的“可能性”延续下来。

只是9位评委涉及到三四个领域,有艺术家,有建筑师和诗人,还有媒体人,分歧是难免的,但本着一个初衷而发生的分歧,最后是会引导出一个良性的结果的。

分歧是什么?杨子给我举了两个例子。

一是摄影奖的空缺。

因为票数不够,所以摄影类的作品没有一个获奖。杨子和汪建伟都投出了自己的一票,杨子说,“中国的摄影家和其他门类的艺术家相比,相对低调,人们大多不认识他们,像吕楠、张海儿,他们的作品堪称卓越,而摄影在中国当代艺术中也占有光荣的一席之地,有很强大的阵容。我和汪建伟都认为,如果这个奖空缺,不符合中国摄影现状。”

汪建伟琢磨了一会儿告诉我,“如果单放在摄影门类里,可以产生一个奖,但是拉开到所有门类一比较,摄影作品的确是比较弱的,不公平。”

除此之外,汪建伟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数码时代,人人都是摄影者,原先的摄影艺术家要如何幸免?”也许新星星艺术节的这个“空缺”,可以让业已成名或还在路上的摄影艺术家有所思考。

二是架上绘画的新人奖由何千里、刘巍巍两人共同获得。

从绘画语言的表达上,大家觉得《安迪与梦露》更吸引人,但台湾的策展人陆蓉之女士提出:“卡通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太大了,是压倒性的。《安迪与梦露》也是用这种手法完成的,新星星就不要再去做推进、鼓动卡通在青年中影响力的事情了,要鼓励对流行元素考虑得比较少的艺术家。”

另一幅何千里的三幅绘画,元素单纯,更加纯粹。为了做出最负责任的决定,9个评委进进出出展厅数次,从12月6日的上午评到中午吃饭,午饭后又再次到展厅里,在两个人的画前琢磨良久,才做了决定。

“后来,让两人一起拿奖,也表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完全承担起架上绘画的现状。”汪建伟与杨子都认可最终的结果。杨子说,“最近几年,我差点就认为架上绘画是业余画家在做的事情,从国际的双年展来看,架上绘画的比例每年都在减小,但这次评选恰恰相反,绘画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数上乘。”何多苓说,“架上绘画回归了。”只是汪建伟对此持保留意见。

一届评选新人的艺术节,让身处于一线艺术家位置的评审们产生了新的交锋,又何尝不是在功德之外做了另一件好事呢?

让这个功德延续下去,大概也是主办方艺术场和诸位评审所想的。第一届落幕时,已经有人在思考“延续”的问题。

空缺意指青年艺术家对艺术语言选择的局限性,在寄来的参赛作品中,架上绘画占到了绝大多数,雕塑、影像、摄影、装置都太少,而当代艺术,多介质、多手段的创作,才是其最鲜明的特点;赛制上也有需要调整的部分,对于选票最多就直接生成“艺术场”大奖的规则,汪建伟有不同看法,“这个最大的奖,应该给‘可能性’最大的作品,而不是给已经呈现出良好态势的作品。如果要举办第二届,每个单项里最高票,不能直接生成大奖,而应该为大奖重新投票。”

一届为“圈外艺术青年”举办的艺术节,能带来很多“圈外”问题,对于几百位青年艺术家来说,“新星星”除了提供平台,提供鼓励和支持,也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这才是最大的功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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