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庇身无弊庐 逃离北上广 

经济观察网 图门巴雅尔/文 大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 正月六日，仁宗赵祯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主持会试，即本年度的主考官），至三月五日，录取进士388人，多为北宋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短短两个月，可说是文星璀璨的两个月，北宋政治界、思想界、文学界的各种代表人物都在这两个月中崭露峥嵘。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均齐集京城，其中四大家与这次贡举直接有关：欧阳修权知贡举，曾巩与苏轼兄弟均于此科进士及第。另两大家也有间接关系，苏洵是为送二子（苏轼和苏辙兄弟）应试入京，王安石在京任群牧判官（帝国主管公用马匹机构的二把手，这个时候的一把手“群牧使”正是包拯，另一位“群牧判官”为司马光，呵呵，地球太小鸟，历史也太短鸟，北宋历史上最为家喻户晓的三个人一时间同署办公，充当帝国的“弼马温”），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代表人物亦于此科进士及第。

大幕拉起之前，灿烂炫目的追光聚焦这位主考官，宋六家之首，嘉佑二年主考官，51岁的欧阳修先生，推举了好友梅尧臣（梅圣俞）为参详官（又称“小试官”，负责考试录取等具体工作），梅尧臣在阅卷中激赏苏轼的文章，向欧阳修推荐，取录为第二名。在欧阳修和梅尧臣亲手翻开北宋历史精彩篇章的同时，两人之间往来唱和的一首小诗《答梅圣俞大雨见寄》里面，欧阳修道出在京城汴梁为官的寒酸：“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混上自己的窝，一直在小胡同里租房（“僦古屋”）住，很惨。

欧阳修确实是一个“苦孩子”，他老爹当年任绵州司户参军（地级市财政局局长）时住在“司户官舍”（绵州市财政局家属楼），生下了他。后世好事者，还把那间宿舍命名为为“六一堂”(欧阳修号六一居士)，以志纪念。不过，这在大宋朝是普遍现象，地方官吏可以免费使用公家房，娶妻生子，司马光先生生于郫县官廨（机关宿舍），其父时任该县县尉（县武装部部长间兼公安局局长）。

问题是，当欧阳和司马两位先生到首都汴梁为官，依照大宋帝国官员管理办法，政府不负责他们的住房，需要个人解决，即便他们身为四品（司局级）以上的官员。且不说他们，沿着时间轴，往前推。北宋开国第一位状元，官至帝国国防部副部长——枢密副使杨砺先生，60多岁的时候照样借房子住，69岁死的时候，宋真宗（仁宗的老爹）登门悼念，才发现其“僦舍委巷中，乘舆不能进”，意思是老杨头租的房子处于狭仄陋巷，皇帝的马车都进不去。真宗老爹太宗赵光义在位的时候，老将军刘福，官至凉州观察使（军分区司令员），也年过花甲，几个儿子曾经劝他建大宅，刘福愤怒地说“我受禄丰厚，足以租房居住。你们没有一点功劳以报答朝廷，难道可以营造居室，为自己安逸打算吗？”最终没有采纳儿子们的建议。老刘头死了以后，太宗得知他说的话，赐给他的儿子白金五千两，让他们够买宅第。老刘头说得没错，他的官俸的确应付房租没问题（因为他有资格向首都“央产房管委会”——“楼店务”申请租住公家房，房租自然不是完全的“市场价”），但动真格买房产恐怕还是力不从心的，皇帝御赐白金五千两，才够一家老小买房。

笔者曾经驾车行驶在北京郊外高速路上，抬头忽见一开发商树立的广告牌，其上书写赫然标语，字字具备极强杀伤力：“留子千万，不如传子一屋”。钱终究要花光，即便守财有道，遇到通货膨胀还要贬值，房子不仅保值还会增值。多年前，一位的哥，与笔者闲聊，说：“我们这些北京土著，干出租也刚够养家糊口，如果没有祖上留下的几所房子，根本没法活。”刘福的儿子们早在这位的哥前一千多年就明白这个道理，奈何刘老爷子始终活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之中，根本不能理解子孙们的担忧。但是有一处疑点：究竟是谁把刘老头的话传给了宋太宗？或者换一个角度问：刘老头这话难道仅仅是给儿子们听的？是不是他故意“漏风”给皇帝呢？ 

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有此情节：大清乾隆朝仓场总督米汝成，表面上为官清廉，执政严明，临死前嘱咐心腹将多年来贪墨的银子装入棺材夹层，并留有遗书，告诉初入官场的儿子米河，老爹是如何发明带有夹层的米仓，如何倒卖官量中饱私囊……最后的“嘱托”却大大的出乎观众意料：米汝成“要求”儿子开棺取银，向皇帝揭露他的罪行……米河真的照做了，结果也正如米汝成“设计”的，米河因为大义灭亲，被皇帝破格提拔，子承父业……

笔者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幼稚，刘福老将军与米汝成为人父，可谓用心良苦，只不过一个“唱高调”，一个“搞厚黑”，却都为子孙谋福利。可叹，可悲。

下面，我们再聊聊一位同样苦心孤诣的父亲——苏辙。

苏辙和苏轼弟兄俩，恐怕也跟刘福儿子们一样需要“抱怨”，二苏的父亲苏洵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官除了眉山老宅，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处房产、一块土地。苏东坡一辈子买了好几套房子，但是没有一套是在首都汴梁买的。后来他儿子在汴梁结婚，没有新房，老苏很着急，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

而苏辙，在眉山老家旧宅里住了18年，嘉祐元年进京。第二年，等到他和苏轼考中进士（这还得拜欧阳修先生所赐），老爹苏洵也做了十来年的官，在京城却没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俩借住公署。后来苏辙、苏轼的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京城，加上丫环保姆，一家老小几十口，公署里住不下，苏洵才去租了一处宅院。

嘉祐五年，苏洵带苏辙移居河南杞县，也是租的房子；嘉祐六年，苏洵带苏辙回京闲居，还是租的房子；直到治平三年苏洵病故。

老爹过世后，苏辙守孝3年，再来京城做官，已经31岁，该自立门户了。然而他的运气似乎不大好，熙宁元年朝廷分房，他在家守孝，没赶上；熙宁三年皇帝赐宅，他去了河南淮阳抓教育，还是没赶上。眼瞅着朋友李遵度在洛阳买地建别墅，王巩在扬州扩建住宅，苏辙心里难过，在诗中感慨道：“恨无二顷田，伴公老蓬莱。”

其实，苏辙也应该看得明白，前人白居易就告诫知识分子们“京城居不易”，李尊度和王巩没在汴梁买房置地，而是跑到外地实现了安家的理想；终于，当苏辙下放南京时，看到王安石也在南京并早已置地买房，“以为终老之计”，他免不了再次感慨一番——此时已经56岁的苏辙算是大彻大悟了——这个类似于在北京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在京城，买不起房子成了“北漂”，于是高呼“逃离北上广”，奔向二线城市。

元符三年，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卖掉一批藏书，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百余间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不过心愿满足了，他一生的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