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力/文
1984年，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站在他八年前离开的一栋老房子的门口，接受一家荷兰电视台的采访。他提到曾在故居中张挂的一幅风景画，是一个阿根廷朋友创作并赠送的。八年旅欧生涯后，故地重游，物是人非，这幅画连同作者都不知现在何方。他紧盯着摄像机镜头，却在余光之中注意到有一个人影慢慢走近，然后静候在摄像机一旁。采访结束后，他与那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当时，他的画家朋友只是偶然路过此处。
当晚，加莱亚诺在宾馆里接到这位老朋友打来的电话：爱德华多，我是在做梦，还是喝醉了酒？
一年后，加莱亚诺终于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正式结束流亡生涯。但他仍在路上。正如他所说：路即是命运。他行走不歇，记录不止。1940年，加莱亚诺出生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在成为一个职业媒体人之前，他当过工人、收银员、速记员、邮差……深味草根阶层的苦与乐。在那个火红的60年代，他曾先后在几家左翼刊物担任主编，与贝内德蒂、略萨等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约稿，也游历南美大陆乃至全世界，观察、思考、纪实。
和大多数乌拉圭人一样，加莱亚诺是欧洲移民的后裔。虽然生就一副欧洲人的面孔，却永远具有拉美人的身份。该为之自卑，还是自豪？或是自封为“世界公民”而忘却故土？
他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碰到一位理科教授，教授问他来自哪里，他说“乌拉圭”，教授便开始跟他聊乌拉圭土著居民的服饰，乌拉圭极其混乱的政局，等等，于是这个乌拉圭记者意识到，美国教授把危地马拉与乌拉圭搞混了。
事实上，非但是拉美的今天，拉美的昨天也被笼罩在重重迷雾中。长着欧洲面孔的拉美人，已经看清了“欧洲中心论”编织的谎言。他要用写海盗小说的方式重新梳理 “文明国家”靠掠夺新大陆财富发家的历史。1971年，加莱亚诺的成名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问世，迅速传遍整个拉美大陆的读书界，也迅速成为各国反动政府禁书清单上的重点条目。
在许多杰出的拉美人身上，都能看到游侠骑士堂吉诃德的影子。对于加莱亚诺来说，敌人岂止是一两个反动政府。他举起长矛，刺向的是更远也更为宏大的目标。他的文字击碎了文学创作、社科研究和新闻报道之间的藩篱，戳穿了西方文明建筑在“野蛮人”血泪与尸骨之上的华美面具，狠狠地扎向直到今天仍然不公不平的世界经济秩序。但是，他不是那种只有一种愤怒表情的控诉型作家。他也爱开玩笑。有一回申请赴美签证时，他在表格上“您是否有刺杀美国总统的动机”一栏里填了“是”，心想模仿一下他崇拜的大师马克·吐温，结果遭美国领事馆拒签。他一次次地挑战或耍弄强权，也一次次地被强权逼上亡命之路。
1973年，乌拉圭爆发军事政变，大批左翼知识分子开始遭受独裁政府的迫害。加莱亚诺不得不渡到拉普拉塔河对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避难。当时，整个南美大陆都笼罩在军人独裁统治的阴影之下，阿根廷反动暴徒也把加莱亚诺的名字列入了黑名单。1976年，加莱亚诺再次逃亡，跨过大洋在巴塞罗那城落脚。与此同时，《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连同其他令当权者不悦的书一起，在各大南美城市的中心广场上被军人们集中起来焚烧。
在游侠骑士堂吉诃德的祖国，加莱亚诺成了无证游民。多年后，他在《海一样的爱》一书中回忆到，初到西班牙时，因为没有护照，乌拉圭当局也不可能给他签发护照，他在巴塞罗那警察局外国人接待处被判无期手续徒刑——必须一次次地申领表格、填表、排队、交表、再审领表格……在“职业”一栏中，他总是填上：作家，后面加上括号：（专写表格的）。面对冷漠的官僚，他不忘幽上一默。到了晚上，他得搭乘挤满外国移民的火车回到市郊的贫民窟中。他回忆到，曾有一个疯子把一张废报纸撕成碎片，然后走遍车厢把碎纸片分发到每个人手中，嘴里嘟囔着：“护照！护照！……”
在西班牙，这个喜欢在历史和现实的深处寻找声音的乌拉圭人继续写作生涯。他一头钻进存有大量旧殖民地档案的史料馆，开始挖掘美洲原住民被埋没了的精神宝藏。《火的记忆（三部曲）》由一个个小故事组成，从印第安人的远古神话直到20世纪的革命年代，以拉美人的视角构筑了拉丁美洲受辱和抗争的历史，成为加莱亚诺作品的又一个高峰。他在这部长卷的序言中写道：在几百年延续至今的屈辱史中，美洲大陆被强夺去的不仅有自然资源，还有记忆。教科书和博物馆中的历史都是沉睡的、盖棺论定的、哑然无声的，我愿把气息、自由和言语交还给历史。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个希望能为解救被绑架的美洲历史贡献一臂之力的作家。
在这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年代，这位作家始终拥有承认立场的勇气。他在作品中明言：第一，他的写作做不到客观中立。第二，他是左派。
因为人本就是有性情的个性不一的动物，人的思想和创造怎能不带上主观的色彩呢？也许敢爱敢恨、个性鲜明才更符合人的本性吧。正人君子之流所谓的 “客观中立”，往往不过是掩饰无知、成见和懦弱的道具而已。
因为他永远追求公平正义，向主流话语发起一次次的挑战。真正的左派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革新的勇气的，当热血青年沦为教条的信徒或权力的情人时，“左”也就蜕变为一张面具而已了。在冷战年代，加莱亚诺没有融入任何一场歌颂苏维埃万岁的大合唱，也从没有加入国际左翼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内斗之中。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迅速分崩离析，曾经活跃的西方左翼作家在悲观失望中集体嗔声，右翼们高呼 “资本主义的胜利”“历史的终结”，加莱亚诺却继续用他的文字捍卫理想。当早已转为保守派的略萨对苏东剧变后越来越艰难的古巴满怀期待、站在欧洲盼着乌托邦之梦在那个破岛上终结时，加莱亚诺在《尽管如此》一文中写道：我从没有把古巴当成天堂，今天又怎么会把她当成地狱呢？总有些人认为，对古巴是可以不带欺骗地大声说“我爱你”的，我便是其中一个。
加莱亚诺握紧盾牌和长矛，继续走在征途上：《行走的话语》、《时间之口》、《镜子：几乎全球史》……这位曾经“专写表格的”作家从来不会让阅读成为正襟危坐的苦修或是热血沸腾的间歇性催眠，他一直在用冷静而略带调侃的腔调讲故事：被正统史家和主流媒体忘却、隐瞒或不屑提及的真实故事。而在每一个并非杜撰的冷笑话之下，都隐藏着大写的“爱”字。今天，这位七十岁的老人还在南半球的远天边继续观察这个世界。他的头发已经全白，而且谢了顶。理发师只肯收他一半的钱，他认为这是在羞辱他。不过，他庆幸的是，“这些年来，我掉了好多头发，我的思想却没有掉落一分一毫。”
（本文作者现为墨西哥学院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