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兵:镜头记录传统
导语:对这些片子褒贬不一,但至少周兵是在全身心地关注一个领域——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

经济观察报 王隽/文 周兵跟其他导演不一样,他的名字从来不会出现在娱乐版头条,大多数情况下介绍他,要说出《故宫》、《敦煌》、《台北故宫》、《千年菩提路》等纪录片才能有人点点头,说“喔,原来是他”。对这些片子褒贬不一,但至少周兵是在全身心地关注一个领域——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

前些天,他有一个把自己炒红的机会——在微博上和罗永浩来一场主题为“中医到底是什么”的争论。

在时下的互联网,观点对错已经不是第一位的,点击量来自于“和谁争”、“争论什么”。罗永浩在饭局上得知周兵要做中医的纪录片,当场就对他说:“中医是愚昧的、落后的、跳大神的、被人类文明淘汰的”,回家后继续写微博批判中医,老罗是个有分量的对手,辩论起来绝对有料,是出名的好机会。周兵笑着说,“我要是精明点,就

和老罗争下去,那样《中医》还没拍就先红了。”

对纪录片《中医》的态度,和他一直以来坚持做的事情一样,多说无益,“拍出来让骂的人、一知半解、完全无知的人看看,中医到底是什么。和其他的传统文化一样,它多少都被人们曲解了,以为张悟本就是中医。”

                                                                     

周兵的工作室在紫禁城外东华门的太庙里,院子的东南角上,看到一处月亮门就是了。

穿过被工作着的年轻人塞满的甬道,他坐在里屋宽大的条案边写毛笔字,手边是本小篆的书法集子《毛公鼎散氏盘》。身后的架子上大大小小放了数十只陶罐。在北京零下五摄氏度的白天里,他还是穿着中式的对襟褂子和布鞋。见我进去,匆匆忙忙收起写满字的纸张,不好意思地说道,“瞎写,瞎写。”

早年间还在中央电视台做 《东方之子》时,周兵拜访过季羡林、任继愈等老先生数次,快20年过去,他仍记得季老怎样弯下腰恭敬地接过记者的名片,“自古中国文人虽清高,有气节,但有礼,谦和,这种气场现在几乎看不到了。和这种气场一样消失的还有大量的古典、传统的东西,人们常常说现在是复兴中华文明的时代,其实我这些年在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救亡运动。它已经支离破碎,谈不上有体系,进不了主流的学校教育系统,家庭教育中也少有提及,哪里谈得上复兴?”

救亡是一个分量挺重的词,提到它是有原因的。

在筹备《中医》时,整个组的年轻编导会和周兵一起接受中外中医研究者的培训,从历史、基本理论、哲学层面、与《易经》的关联、和当代生活的衔接等等方面来剖析。

培训之外,他们也走访了不少中医和研究者,周兵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医学院培养的中医专业的学生,其实是中医的掘墓人。”

举个简单的例子,整个中医的教学体系是照着西医搬过去的,连《黄帝内经》这样的重要的典籍,都不是中医学院的必修课。清末民初,全中国的中医是80万,西医是3000人;目前全国中医不到5万,西医是300万,5万里还有不少是“掘墓人”。

中西医数量发生变化是时代变迁的必然结果,真正让他有意识提到“救亡”二字,是因为即便国医堂的门口排起长队挂号,即便电视台在黄金时间开一档节目请中医过去讲日常养生之道,人们依旧把传统文化的本质和精髓抛在脑后,中医如此,佛教亦如此,能治病就好,烧几柱香保佑孩子考上重点大学就好——“所想的就是‘为我所用’,

至于那里面老祖宗的智慧没多少人愿意去了解,所以才会出现‘中医是跳大神的’说法。”

说起“跳大神”三个字,周兵想起一件事:东北三省的某高官家里有人生病,去医院未果,就打电话给该省的宗教领袖,请他去家里跳大神,宗教领袖颇为难,只能说“我不会那个”,官员诧异问道:“你是宗教领袖啊,怎么连跳大神都不会?”

“高官都这么理解,你要百姓怎么理解?”

传统文化在民间孱弱的基础,就是来自于误解和曲解,周兵所说的“救亡”,是试图用比学术著作更通俗一些的电视语言,告知大家,至少应该理解,才能让这些“老东西”存在,只有它存在,你才能够说它存在的合理或不合理。

救亡从来都不是简单之事,其间一定会碰壁。

                                                                          

刚刚结束了北京城外的空镜采景,《黄帝》是他除了《中医》外,最近手头上正进行的工作。这部讲述人文之初,华夏文明始祖的纪录片,周兵希望不要做成对黄帝个人的解读,而是体现华夏文明形成的过程。在采访之前,我便猜想,《黄帝》大约是陕西省黄帝陵所在地的政府邀请他去拍摄的,一问,果然如此。

《故宫》、《敦煌》之后,周兵在圈子里有了口碑,这样的“政府单子”应该不少,但他接的不多。在《黄帝》的开拍仪式上,他说,“希望这部片子是为中国人的人文历史和精神信仰追根溯源,以此为目的。”

他说这番话是基于现实的。

全民投入申请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为曹操墓两地争得不可开交、佛教经济与披着袈裟的商人……这些年常见的新闻,提示我们:人们意识到,这些改革开放早期没有人会在意的老古董、老“迷信”开始值钱了。哪怕只是一个土丘,只要它在一千多年前打过仗、埋过名人,那第二天就能拉起围墙,立个牌匾,建个售票处,配上讲解员,就变成旅游胜地。

看上去一片美好,人们终于理解了老祖宗的好,哪怕出发点是当地政府想多挣点钱,留下来挣钱总比拆掉要好。

“事实上伤害性极大,和反对中医等传统文化的人相比,反而加速了它的消亡。”

周兵并不排斥传统文化与商业的适当结合,像梁冬做的正安药坊,他是推崇的。就算要挣钱,也要有理想和气节,“不能把钱放在第一和唯一的位置上,传承和保有才是根本目的”。他们一个在南池子,一个在东华门,工作的时候偶尔会在路上碰见,互问境况,惺惺相惜也算天意。

                                                                      

                                                                      

每次谈到对传统文化的保有与传承时,总会提及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像一团扯不开的棉絮,一千多年前中国的文明传递到日本、韩国,1949年后一度集中到台湾地区,而现在需要向对方学习怎么去救亡,听起来是有些尴尬。

韩国有像英国一样的国民捐款的信托基金,用于保护古建筑和传统文化,虽然人家的古迹少,体量不大,但不会遭遇强拆。文化振兴院的任务也不是在广场上竖一座古人雕像那么简单,就算常常对韩国拿“端午”、“八卦”去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有微词,那也不得不承认,即便是中国的老古董,在那里也获得了更好的传承,周兵说:“就目前中医对西方的影响力而言,日本排第一,韩国有超越我们的苗头”。

日本则更好些,他们把中国人喝的茶,点的香变成了茶道、香道,一个“道”字就将古人信奉的哲学融到了生活习惯中去,周兵解释道,“这就是他们说的台阶化,把生活中的东西提升到一个‘道’的层面上,喝茶这件简单的事里,就包含了古人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这样的方式我们原先也有,只不过没有再保留。”

在台湾地区,早些年对传统文化的保有是远远好于大陆的,后来因为政治原因有所屏蔽,就另当别论了。

“这件事单靠人们自己把传统文化变成生活方式,玩玩小圈子,闷在家里写书法、练太极是不行的,单靠国家从上而下地推行、扶植,也是不行的。”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两者都做得不够,玩小圈子的人不多,影响力不够大,国家相关机构的功能也没有足够的发挥。

对于传统文化的未来,周兵希望自己一如既往地做好 “知行合一”这四个字,虽然人人都在说“和”字,但是没多少人真的做到。他要做的,“是把思考的内容用行动表达出来,把人们背离的东西拿出来给他们看,这是我做纪录片的现实意义。故宫在那里,敦煌在那里,说句不好听的,就算把它们都拆了,只要你的精神在,你的手艺在,你对那时候文化的理解在,你一样可以再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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