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吕尚春 房产税落地了。1月27日，重庆和上海几乎同时宣布自次日起试点开征房产税。此前国务院刚刚发布了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限购范围扩大到省会城市，并要求各地一季度前上报房地产价格调控目标。

新年伊始，房地产调控即以疾风暴雨之势拉开序幕，可见决策部门调控房价的决心，也可见去年以来的房地产调控，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一系列调控政策中，房产税被寄予厚望，不过开征之后，国务院三部委的解释中，只字未提房价。不知道这是公众的误解还是所谓专家学者的误判。

不过，至少在我们看来，房产税本该是一个试金石。它本该是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的结果，本该遵循恰当的程序，经过充分的讨论，使其于法有据，也合乎情理。如今，房产税落地，遗憾也就难免。

对房产税的质疑不是没有，也不是始自今日。比如说，数天前广东省政协会议上，就有政协委员指出：房产税出台缺乏法律依据。不过财政部有关专家回应称：房产税是试点，改革试点不需要立法。

房产税到底有没有法律依据？三部委在答记者问时说，198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规定，对位于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范围内的房产每年征收房产税。由于房产税开征时，我国尚未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城镇个人拥有住房的情况极少，而且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因此，《暂行条例》规定对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用房产(即个人自住住房)免税。

所以，严格仅就现有法规来说，开征房产税，首先要做的是修订上述条例。虽然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实同意部分城市进行房产税试点，似乎有政府决定作为依据，但是1986年的《暂行条例》并没有修改，如果要开征房产税，正常的程序，首先应该是修订法规，取消对个人住房免税的条款，既然法规还没有修改，重庆和上海的做法，虽然获得了同意，但也有违法违规的嫌疑。

如果抛开现有法规来说，疑问可能更大一些：房产税真的是恢复征收吗？正如三部门答记者问所说，1986年时，中国人大部分是没有自己的住房的，对于那时候没有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征税，但是，能因为现在有，就说这只是恢复了一个税，而不是新增了一个税吗？新增税收，不是应该通过立法程序协商讨论吗？

税收从来都是一种契约关系的体现。公民纳税，是让渡财产权，由此需要换得相应的服务和保障。所以一种税要不要收，怎么收，收了以后怎样用，从来都需要政府与公众间经过充分的讨论并达成共识。而且，中国的房产税跟世界各国普遍征收的财产税恐怕并非一回事——我们的房子的土地使用权只有70年，70年之后的事情，现在还没人能说得清楚，既然如此，不能一句世界通行就算了吧？

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如果一种赋税不经过国民或其代表的同意，则不能征收，否则就是违法或无效的，许多国家在税收问题上，都恪守“无代表不纳税”的做法。因此在多数国家，通常都把税收立法权严格控制在立法机关手中，而不将它授予行政机关。《日本国宪法》第84条规定，课新的租税、变更现行的租税，都需要满足现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

中国法律制度尚不完善，房产税试点的上位法是空缺的，这是实际情况。按照我国《立法法》约定，对非国有财产的税费征收，只能制定法律，而尚未制定法律，也需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退一步说，既然有相应的行政法规，为何不能先修订法规，再行征税呢？重庆市官员说，今年能够收到的房产税不过1亿多，政府不指望这个钱。但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政府拿百姓一毛钱，不是都应该有个交代吗？更何况，谁都明白，房产税将来是地方政府的一大税源呢！

我们并非反对征收房产税，我们也认为房产税的开征会是完善税制的一部分，我们也赞成通过对事权和财权的划分，使地方政府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以更好地服务于一方百姓。不过，任何一种税收都不因其目的的正当性而获得必然的合理合法性。坦白说，相对于种种技术上的辩白，我们更看重程序正义，更在意植根于所有官员心中的法律至上和公民权利第一的意识。

房产税本该是这样一个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