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美儿（Amy Chua），来自菲律宾的华人，现居美国，任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还是一名作家。最近，她还因为该书成了世界上最受争议的母亲，美国媒体称之为“虎妈”。该书讲述蔡美儿和两个女儿、两条狗的故事。 她身为华裔第二代美国移民，以华人家长对子女的高度期待与严格的教养方式来教育2个女儿。在这本书里，蔡美儿坦露了自己抚养两个孩子的心路历程，与孩子“斗智斗勇”的过程。两个女儿在妈妈的严格管教和倾心培育下，在学业、音乐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在当地被誉为音乐神童。妙趣横生的家庭故事，激烈的文化冲突，执着付出的华裔妈妈，叛逆聪慧的女儿......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1月
定价：32元
本书共分三部分，连载为第一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
2索菲娅
3路易莎
4蔡氏家族
5一代不如一代？
6良性循环
7“虎”运当头
8露露的乐器
9小提琴
10牙印和泡泡
11小白驴
4蔡氏家族
展开我们的“美国梦”——父亲拿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我们三个姐妹也相继走进哈佛法学院、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捧回硕士和博士学位……
我姓“蔡”（Chua）——普通话的汉语拼音是“Cài”，我喜欢自己的姓氏。我的家乡在中国南方的福建省，一个盛产学者和科学家的地方。
明朝神宗年间，我父亲的家族里，有一位直系的先祖蔡武能在朝廷做天文学家，他同时也是个哲学家和诗人。1644年，当时的明朝正面临着满清入关的危境。因为技艺全面、学识渊博，武能被皇帝御封为朝廷的兵部重臣。家族中最珍视的传家之宝（事实上，也是我们唯一的祖传遗物），是由武能手书的长达2 000页的专著，该书阐述了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作《易经》。这本牛皮封面上写着一个“蔡”字的传家之宝，如今就醒目地摆放在我家起居室的咖啡桌上。
我所有的祖辈都出生于福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先后乘船前往菲律宾，据说那里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生活。
我姥爷原本是一位儒雅、慈祥的教书匠，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放下教鞭去卖大米。姥爷不信教，尤其不擅长经商。而姥姥是一位非常美丽而虔诚的佛教徒，尽管她所信奉的观音菩萨并不看重物质的享受，可她还是希望丈夫的生意更加红火、兴旺。
我爷爷经营鱼酱的生意，他是个好脾气的商人。和姥爷一样，既不信教，也无缘于经商。我精明能干的奶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做塑料制品的买卖（主要是为强生公司生产塑料容器）赚了许多钱，然后，她把盈余都换成了金条和钻石。变得富有之后，她在马尼拉最具声望的社区买了座华丽的豪宅。后来，奶奶和我的叔叔开始在火奴鲁鲁收藏蒂法尼玻璃制品（Tiffany glass）、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和布拉克斯（Braques）的画作，并在火奴鲁鲁拥有了独立产权的公寓。同时，他们皈依了新教，并在饭桌上用西式的叉子和汤勺代替了中式的筷子，活得越来越像美国人。
我母亲1936年出生于中国，与父母举家迁往菲律宾时，她才两岁。后来日本人占领了菲律宾。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她失去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小弟弟。我也绝不会忘记母亲曾经向我描述的那幅恐怖画面：一群日本兵抓住了舅舅，他们掐住他的脖子迫使他张大嘴巴，然后一边拼命地给他灌水，一边残忍地狞笑着，想要看看可怜的舅舅会不会像只充气过度的气球那样砰然爆炸。
1945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美国军队解放了菲律宾。
母亲清楚地记得美军吉普车驶过街头的情景，在士兵们向人群不停地抛掷火腿罐头时，当时还仅仅是个小女孩的她，追着军车一路上欢呼雀跃。
战争结束后，母亲到一所修道士开办的中学读书。在那里，她改信了天主教。后来，她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圣托马斯大学，并获得了化学工程学位。
我的父亲对移民美国总是充满向往。颇有数学天分、酷爱天文学和哲学的他，对在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生意场上周旋的家族生意深恶痛绝，本能地反抗家人为他作出的每个安排。甚至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拼命地寻找去美国的机会。后来，马萨诸塞州的麻省理工学院批准了他的入学申请，他终于“好梦成真”。
父亲在1961年正式向母亲求婚，同年的晚些时候，他们就双双来到波士顿。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正是美国的灵魂所在。他们用微薄的奖学金维持日常的开销，甚至无法负担冬季的取暖费。在他们初到波士顿的那两个冬天，常常要裹着毯子来保暖。可是不到两年，父亲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斐特的普渡大学担任助教。
在美国中西部长大，我和三个妹妹时时感受到我们与别人的不同。
我们每天都要用保温盒将中式午餐带到学校，而我是多么渴望像其他同学那样吃到一块夹着腊肠的三明治！父母要求我们在家里说中国话，如果一不留神说漏了嘴，在言语间夹杂着一两个英语单词，立刻就会为此受到惩罚：用筷子打手板，而且是被狠狠地打。每天下午，我们都得演算数学、练习钢琴，父母从不允许我们到朋友家过夜。父亲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我都要恭恭敬敬地为他脱下皮鞋和袜子，递上拖鞋。
我们的成绩通知单一定要完美无缺—我们的朋友也许会因好几门功课得到“B”而获得家长的奖励，可我们哪怕是在全“A”中仅有一个“A–”，都会令父母感到难堪。记得八年级那年，我在一次历史考试中得了第二名，学生和家长都参加了颁奖仪式。有位同学因为全优的成绩获得基瓦尼斯奖，还在会上受到特别褒奖。颁奖仪式结束后，记得父亲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千万、千万不要再让我像这样丢脸了！”
我的朋友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他们通常以为我的童年恐怖无比，可这并不是事实。实际上，在这个让外人感到怪异的家庭里，我汲取了奋发向上的力量和信心。在刚开始步入美国社会的时候，我们完全就像一些局外人；但逐步地，我们融入了美国社会，成为美国人。
记得父亲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凌晨3点。他是那样的专注，甚至常常无法察觉我们走进了房间。我至今还记得他兴奋地向我们推荐墨西哥玉米面豆卷、邋遢乔辣汁肉末三明治①、奶品皇后等各种风味美食，以及可以敞开肚皮吃个够的自助餐，更别提那些带我们去坐雪橇、滑雪、捉螃蟹和野营的开心时光了。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个美国男孩嘲笑我将饭店的单词“restaurant”发成了“rest-OW-rant”，他一边做着鄙视的手势并模仿我的口音，一边狂笑不止。就在那一刻，我发誓要彻底摆脱我的中国口音。参加女童子军、玩呼啦圈、进行诗词竞赛、到公共图书馆看书、在“美国革命的女儿征文比赛”获奖，以及为父母加入美国籍而自豪的情形，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至今都感觉历历在目。
1971年，父亲接到去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的聘书，于是，我们全家打点行装来到美国西部城市伯克利。在那里，父亲留长发，穿着带有“和平”印记的夹克衫。后来，他对收集葡萄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建造了一个能容纳上千瓶葡萄酒的酒窖。在他因自己的混沌理论而成为国际知名学者时，我们开始在世界各地旅行。我的高中二年级先后在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慕尼黑和瑞士的洛桑就读。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甚至把足迹留在了遥远的北极。
然而，我父亲仍然是个中国式的家长。
到了该选择并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坚持让我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时我已经被这所大学录取），并且要住在家里。这就是说，我要面对一种全然没有校园生活的学习—这样的选择令我极其痛苦。我开始违抗父命，一如当年他对家庭的反叛。我伪造他的签字，悄悄地申请了我听人们谈及的一所位于东海岸的学校。当我公开自己的秘密行动，告诉父亲我已被哈佛大学录取时，他的反应真令我大跌眼镜——从大发雷霆逐渐转变成为女儿骄傲，他折腾了整整一宿。
尽管在女儿离家时会有一丝淡淡的哀伤在他心里挥之不去，但父亲后来享受到了很多的自豪时刻——我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他的二女儿美夏怀揣毕业证书走出耶鲁大学和耶鲁法学院；而他最开心的，是他的三女儿美文也上了哈佛大学，并在那儿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美国改变着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我4岁的时候，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你将来嫁人一定要嫁给华裔。嫁给非华裔男人？哼，只要我还在喘气儿，就绝对没门儿！”但是最后，我却嫁给了杰德，一个有着犹太血统的美国人。如今，我的丈夫和父亲居然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对残疾人并无特别的同情心。即便是在今天，许多亚洲人也将身患残疾看做是令人羞愧之事。因此，在我最小的妹妹美音带着唐氏综合征①的先天残疾来到这个世界时，母亲经常为可怜的小女儿伤心落泪，一些亲戚也劝我们赶快把她送到菲律宾的慈善机构去。可母亲并没有这样做，她拜访了对残疾人进行特殊教育的老师，联络了不少拥有残疾孩子的父母。很快，她就开始不厌其烦地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美音一起玩拼图，并教她画画。当美音该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就教她读书，和她一起练习乘法口诀。如今，美音已在国际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项目上先后夺得过两枚金牌。
担心数千年灿烂的华夏文明在我这里不能得以延续，对没有嫁给中国人我似乎有那么一点点惋惜。但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对美国给我们提供的自由天地和机会心怀深深的感激。我的女儿生活在美国已不再有异国他乡之感（我有时候还会有），而对我来说，那丝淡淡的乡愁并不是一种负担，而更像是一种殊荣。
5一代不如一代？
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是我坚持让孩子们学习古典音乐的原因。因为弹钢琴、拉小提琴不会让人在溺爱中走向堕落、懒惰和粗鲁。
我最大的恐惧是家族的没落。中国有一句魔咒般的俗语——“富不过三代。”如果有人对两代人的成就进行一项纵向的调查研究，我确信，他们会在那些最近50年来以大学毕业生或技术工人的身份幸运地来到美国的中国移民中，发现一种共同的生存模式。这种模式大致如下：
移民的一代（就像我的父母）总是拼命工作，许多人刚来美国时几乎是一贫如洗。他们起早贪黑、没完没了地干活，直到功成名就，成为工程师、科学家、医生、学者或商人。身为父母，他们是超级严厉的长辈和省吃俭用的节俭狂—“不许倒掉剩菜剩饭！”“你为什么用这么多的洗洁剂？”“你不需要进美容院，我的理发技术比他们更棒。”他们很少喝酒，会把节约的钱用于房地产投资。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挣的每一分钱，通通都是为了投资给孩子们的教育，期待他们拥有与自己不一样的未来。
第二代移民（就像我）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一代，他们中的典型人物颇有建树。他们通常弹钢琴、拉小提琴，进常春藤盟校；成为专门的人才—律师、医生、银行家、电视主持人。他们的收入大大超越父母，一方面是由于自己挣得多，一方面是缘于父母在他们身上进行了巨大的投资。不像父母那样节俭，他们喜欢喝鸡尾酒。女性通常会嫁给白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对待自己的孩子再也不会像父辈那样严厉。
第三代移民（就像索菲娅和路易莎）是那些让我们躺在床上彻夜难眠、烦扰不断的人。由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祖母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第三代人出生在生活条件极为舒适的中上层家庭。在孩提时代，他们就拥有许多精装本的书籍（在第一代移民—我们的父母眼里，那简直奢侈得近乎于犯罪）；有一些富裕的、成绩为“B+”的朋友。不管进不进私立学校，他们都渴望穿昂贵的名牌服装。最后，也最成问题的是，他们认为个人的权利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因而很不情愿顺从自己父母的意志、听从父母对他们的职业劝告。简而言之，所有的现象都表明，第三代人正在走下坡路。
虽然孩子们的路要靠他们自己来走，但索菲娅一出生，我还是希望她聪明伶俐、自尊自重；我告诫自己，绝不能让“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在我的家里应验，绝不能养育一个没有真才实学又狂妄自大的孩子，绝不能让我的家族走向穷途末路。
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索菲娅和露露学习古典音乐的原因。我知道，我无法让她们因为生在贫苦的移民家庭而发奋努力。我不能改变生活的现状——我们居住在一所老式的大房子里；有两辆体面的汽车；出门度假时，住在高档的宾馆里。但我确信无疑的是，与我和我的父母相比，索菲娅和露露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且更具可塑性。而古典音乐不会让人堕落、不会令人懒惰、不会教人粗鲁，也不会宠坏孩子。相反，它会鞭策我的孩子达成我未能企及的目标，而它与我们祖先光宗耀祖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
我的“反堕落运动”还有其他的组成部分。像我的父母一样，我也要求索菲娅和露露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学校里成为成绩全优的学生。“每次考试答题后都要记得检查3遍，”我告诫她们，“学习时，要查证每一个你不认识的字，要准确地记住它们的定义。”为了确信她们不会像罗马人一样在帝国的陨落中过着饱食终日、骄奢淫逸的生活，我也坚持要求她们干一些体力活。
我不止一次地告诉女儿：“14岁的时候，我用锄头和铁锹挖了一个游泳池。”这事儿可是一点儿不假。我在靠近太浩湖①那座我父亲买下的小木屋旁建造的这个游泳池，只有3英尺深、10英尺见方，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我也喜欢向女儿们念叨：“每个星期六的早晨，我都用吸尘器打扫房间，我负责一半的面积，妹妹完成另一半。我还要清洗卫生间，在院子里除草、伐木。我还曾经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带假山的花园，为此不得不搬运50多磅的大石头。这也是我之所以如此强壮、强硬的原因。”
我希望女儿有尽可能多的时间提高琴艺，所以没有要求她们去伐木头或挖池子。但我也尽量让她们携带重物，比如，抱着装得满满当当的盛衣筐楼上、楼下地跑，星期天要负责扔垃圾，在外出旅游的时候提箱子。有趣的是，怜香惜玉的杰德对此却有着本能的反感，他看不惯让女孩子们拿重物、干重活，总是担心伤到她们稚嫩的背。
在向孩子们传授经验时，我不断地回忆起父母曾经对我说过的那些话。“要虚心，要谦卑，要朴素。”母亲总是告诫我们，“最后就是最前。”我认为她真正想说的是——“确保你名列前茅，这样你才拥有谦虚的本钱。”而父亲的基本原则则是——“绝对不要怨天尤人或寻找借口。如果在学校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对你不太公平，你就要用加倍的努力获得加倍的成就来证明你自己！”我也试图将这些做人和做事的信条灌输给索菲娅和露露。
像我的父母一样，我还试图从索菲娅和露露那里得到更多的尊重。然而这却是我最不成功的一点。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害怕父母的反对，可索菲娅不怕，露露就更加满不在乎了。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美国人要传达给孩子的东西与中国的文化背道而驰。在中国的文化中，孩子质疑父母的想法、不服从爹妈的管教，或与长辈顶嘴，都是不被允许的。而在美国的文化中，图书、电视节目和电影，都在频频地为孩子敏捷的反驳、独立的个性特征拍手叫好。尤其是一些美国的父母，似乎需要由孩子们来给他们上一堂鲜活的人生课。
6良性循环
为什么索菲娅3岁开始练钢琴，7岁获奖？在千难万难的“开头”，许多西方父母都会选择放弃。然而中国父母却会在一开始，就不给孩子选择“不努力”的机会。
索菲娅的前三个钢琴教师，都不太适合她。
第一位老师是个俄罗斯老太太，她叫埃莉娜，是我们的邻居。她穿着样式老旧的裙子，过膝的长筒袜；在授课时，从头至尾都面无表情，好像她把整个世界的悲哀都一肩扛了。她来我家做家庭教师，仿佛就是为了自己练习一个小时钢琴，而索菲娅和我只是傻傻地坐在长沙发上听她弹奏，并感受莫名的苦闷和折磨。第一次课结束时，我觉得自己很崩溃，而索菲娅则一直在玩她的纸娃娃。我不敢告诉埃莉娜她无法胜任钢琴教师的工作，担心她会伤心流泪。我只是告诉她，我们盼望着她下一次的钢琴课，到时候我会跟她联络。
我们尝试的第二位钢琴老师，是一个奇怪的小个子。此人一头短发，戴着圆圆的金边眼镜，曾经在军队里服役，名为“MJ”。MJ总是穿着西装、打着领结，从外表你很难判断其性别，而我却喜欢这种朴实的风格。头一次见面，MJ就告诉我们，索菲娅天生就是块学音乐的料。然而不幸的是，三个星期后的一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到MJ的家里去上课，而MJ却从人间蒸发了。我们只看到那所房子里摆着截然不同的家具，住着完全陌生的人。
第三位教师理查德是个说话轻声细语、臀部丰满、好玩爵士乐的男人。他说他有个两岁的女儿。首次谋面，他就大侃特侃活在当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及时行乐，给索菲娅和我好好地上了一课。不像其他比较传统的老师会按部就班地授课，他说他不屑于使用别人撰写的教材；他强调即兴的发挥和自我的表现。理查德认为音乐里没有什么法则需要遵循，只要跟着感觉走，就无人有权对你作出评判；而那些商业化的运作和你死我活的所谓竞赛，已经毁灭了钢琴的世界。
可怜的家伙—我猜他根本就没有做钢琴教师的能力。
作为中国移民家的大女儿，我没有时间来临时拼凑或编造自己的法则。我要维护家庭的名誉，要为一天天衰老的父母赢得骄傲和自尊。我喜欢明确的目标，看到通向成功的确定无疑的路！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十分欣赏铃木钢琴教学法。它有7本书，每个人都必须从第一册开始入门；每本书都有10至15首曲子，练习者要循序渐进地逐一练习。而孩子们刻苦地投入练习，为的是每星期都能学习新的曲子。如果一首曲子就要练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他们就会感到厌烦而放弃练习。不管怎么说，至少有一些孩子通过学习铃木的教材，琴艺就是提高得比别人更快—孩子们如果勤学苦练，就会4岁的比6岁的厉害，6岁的比16岁的更牛。
制造“音乐神童”，铃木教学系统名声在外。
发生在索菲娅身上的故事，验证了铃木钢琴教学法的传奇。那时候，索菲娅才5岁，师从铃木钢琴教学法知名教师米歇尔。米歇尔在纽黑文一个被称为社区音乐学校的地方，拥有一间庞大的钢琴工作室。在那里，她以极大的耐心和敏锐的慧眼，发现了索菲娅。她不仅赞赏索菲娅在音乐方面的天赋，而且让索菲娅爱上了钢琴。
铃木钢琴教学法简直就像是为索菲娅量身定做的。她学得很快，并能够自觉地在课后留下来，专心致志地延长练习的时间，这说明索菲娅已经从中国文化在教育孩子方面的优势中获益。而学校里大多数西方学生的父母，都对孩子们来这里练琴抱着宽松和放纵的态度。我记得有个叫奥布里的女孩，长期以来，她每天竟然只练习一分钟，而那时她已经7岁了。有的孩子练琴是有偿的—大杯的圣代冰激凌，或者大盒的乐高牌拼装玩具。许多学生还以种种借口逃避练习，即便是在授课的日子里也常常缺席。
铃木钢琴教学法最显著的特征，是希望家长也能旁听每一次的音乐课，这样才有利于督促孩子们平时在家里的练习。这就是说，索菲娅上钢琴课，从头至尾我都得“陪读”。于是，我也受到了音乐的熏陶。小时候，我也要上钢琴课，但是我的父母没有钱聘请优秀的老师，因此，我只能接受一位邻居的指导。授课期间，他还要时不时地主持特百惠家用塑料制品公司的聚会。跟着索菲娅的老师，我得以恶补了许多音乐的理论和相关的历史知识。
因为我的陪伴，索菲娅每天至少练琴90分钟，周末也不间断。在那些上课的日子里，我们练习的时间就会翻倍。我帮助索菲娅记住了她学过的所有东西，甚至包括那些老师不曾传授的内容。而我，没有给过索菲娅一分钱的奖励。我想，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沿着铃木钢琴教学法的阶梯拾级而上的根本原因。
其他学生的父母将练习目标定为一年完成一本书，而我们从第一册—星星变奏曲（Twinkle Variations）入门；3个月后，索菲娅就开始弹奏第二册—舒曼钢琴曲（Schumann）；6个月后，她进阶第三册——由克莱门特创作的小奏鸣曲（Sonatina）。而我依然感觉进度缓慢。
现在，我该把自己心知肚明的事实挑明了。我知道，有我这样的母亲，其实索菲娅常常并不开心。在我督促索菲娅练琴的日子里，她记得我有3句口头禅：
1. 天哪，你怎么弹得越来越糟糕！
2. 快点儿，我数三下，你就得找准音调！
3. 如果下次你再弹错一个音符，我就要把你所有毛茸茸的小动物扔到火里化为灰烬！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杀气腾腾”的督战方式似乎有点儿过激，但它们的确十分奏效。索菲娅和我，真是一对天生默契的母女组合。我意志坚定认准的事情会“一根筋走到头”，而索菲娅则显得成熟、耐心，富有同理心—这些我本应具有却一直缺失的优秀品质。她相信妈妈知道，对她来说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即便我有时大发雷霆或出口伤人，她也会原谅我。
7岁那年，索菲娅在当地的钢琴比赛中，以一曲由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创作的《蝴蝶》（Butterfly），赢得了她的第一块奖牌。《蝴蝶》是格里格66首抒情乐曲中的一首，其中每个细小的片段，都意在唤起听众独特别致的心绪和海阔天空的想象，表现出蝴蝶轻盈的翩翩之态和欢快舒畅的情趣。只有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刻苦的演练，才有可能达到如此美丽的意境。
中国父母深知这样的道理：成为行家里手的过程，其实毫无乐趣可言。要掌握任何高超的技艺，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而孩子们从本性来讲，绝不会爱好努力。因此，一开始就不给他们选择“不努力”的机会，便显得至关重要。
孩子的反抗对父母的韧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万事总是开头难，在千难万难的“开头”，许多西方父母都会选择放弃。然而，如果应用得当，中国父母的教子策略会带来良性循环。 要想走向卓越，就得坚持不懈地练习、练习、再练习；而美国父母则不欣赏机械的重复。其实，不管是弹奏钢琴还是演算数学，一旦孩子展现了杰出的天赋，就会得到赞扬、钦佩和满足。这将为他们的人生奠定自信的基石，并令艰苦卓绝、了无情趣的活动变得充满乐趣。这样的良性循环，使父母更容易引导孩子们登上更加努力的新台阶。
在获奖者的音乐会上，当我看着索菲娅灵巧的手指，像蝴蝶的翅膀一样在琴键上上下翻飞、跃动，我克制住内心的自豪、欢欣和憧憬。我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明天的来临——明天，我要和索菲娅一起，加倍地努力，朝着音乐的广阔天地大踏步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