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美儿（Amy Chua），来自菲律宾的华人，现居美国，任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还是一名作家。最近，她还因为该书成了世界上最受争议的母亲，美国媒体称之为“虎妈”。该书讲述蔡美儿和两个女儿、两条狗的故事。 她身为华裔第二代美国移民，以华人家长对子女的高度期待与严格的教养方式来教育2个女儿。在这本书里，蔡美儿坦露了自己抚养两个孩子的心路历程，与孩子“斗智斗勇”的过程。两个女儿在妈妈的严格管教和倾心培育下，在学业、音乐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在当地被誉为音乐神童。妙趣横生的家庭故事，激烈的文化冲突，执着付出的华裔妈妈，叛逆聪慧的女儿......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1月
定价：32元
本书共分三部分，连载为第一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
2索菲娅
3路易莎
5一代不如一代？
6良性循环
7“虎”运当头
8露露的乐器
9小提琴
10牙印和泡泡
11小白驴
7 “虎”运当头
我在哈佛法学院成绩优异，是因为我近乎发疯般的努力。我的文章甚至发表在竞争激烈的《哈佛法律评论》上。正是在那儿，我撞见了我未来的丈夫杰德—我当时的责任编辑。
与那些接近30岁的亚裔美国女性一样，我也曾经想过，要就母女关系这个主题，以我自己家族的故事为梗概，创作一部贯穿几代人的史诗般的小说。早在索菲娅出生之前，我在纽约为一家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时，这个想法就已经萌发了。
感谢上帝，我是个被命运眷顾的宠儿。因为时至今日，我生活中所作出的重大决定，皆为“歪打正着”。我在哈佛大学开始学习应用数学，是因为我认为这样做会讨好父母；而我后来放弃了它，却是因为我父亲眼睁睁地看着我被一个数学难题折磨了整整一个寒假，他说我这样下去会毁了自己的脑子，于是，把我从数字的游戏中拯救出来。可是我又机械地转向经济学，以为它大概比较像一门科学。我以“双职工家庭的通勤模式”为题撰写了自己的毕业论文，其间的枯燥乏味使得我干脆记不住我得出了怎样的结论。
我上哈佛法学院，主要是因为我不想进医学院。我在法学院成绩优异，是因为我近乎发疯般的努力。我的文章甚至发表在竞争激烈的《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上。正是在那儿，我遇见了我未来的丈夫。
杰德—我当时的责任编辑。总是担心法律不是我真的要终生侍奉的天职，我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关心罪犯的权利，无论教授何时就此向我发问，我的脑子都像结了冰一样僵硬。我不是一个天生好质疑、爱提问的人，我只想记下教授讲述的一切内容，然后死记硬背。
毕业后我之所以到一家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是因为这样做无须费劲、顺理成章。由于不喜欢替人打官司，我选择了公司法律业务。我工作得很出色，我擅长与人打交道，了解客户的需求，并把它们变成法律的文件。然而，整整3年的公司生活，我感觉自己一直都披着那身滑稽的套装在装腔作势。我通宵达旦地和投资银行家一同起草法律文件，在人人都在为上亿万美元生意的细枝末节而心力交瘁、血脉贲张之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克制的冲动：只想调动我的五官做个对眼、鼓鼓腮帮子，再扮个鬼脸。
然而，杰德却十分热爱法律，这种差异真是让我相形见绌。
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公司并购的热潮风起云涌，杰德醉心于为法律事务所写辩护状、进行法律诉讼，并大获成功。后来，他在美国检察长办公室工作，起诉几个黑手党成员，同样是乐此不疲。他以极大的兴趣就“隐私权”的主题撰写了一篇文章，洋洋洒洒长达100页，而他竟一气呵成，并刊登在我们做学生时就曾合作过一把的《哈佛法律评论》（这本刊物几乎清一色地只发表教授撰写的文章）。
此后，耶鲁法学院院长邀请杰德去任教，尽管我是那么渴望像父亲那样在大学里工作，可是这个令人羡慕的殊荣还是首先落到了丈夫身上。在索菲娅出生之前，他就得到了耶鲁法学院终身教授的职务，这是杰德梦寐以求的工作。他也是该院教职员工中唯一一位资历最浅的教授，如金童一般，被一堆同样盯着教授之职的才华横溢的同僚们簇拥着。
我总以为自己是那种点子多多、想象力丰富的人，可是在杰德的同事面前，我的想法似乎一文不值。我们刚刚搬到纽黑文的时候，我正怀着索菲娅。杰德告诉几位在法学院任职的朋友，说我也“很想在法学院做个教授”。但是，当他们谈起我感兴趣的法律问题时，我却像个中风病人一样无法思考、难以开口，这令我感到万分沮丧。我强迫自己加入对话，却思维混乱、词不达意、言不由衷。
正当我决定要写一部史诗般的小说之时，不幸被杰德看到了我的手稿，他那副欲言又止、差点儿没笑出声来的滑稽模样好像在告诉我，我似乎不具备这样的才华。此外，还有马克辛?红?金斯顿①、艾米?谭②和张戎③，已然以她们创作的《女战士》（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和《鸿》（Wild Swans），成功地捷足先登。一开始，我备受打击、怨气十足，但是很快，我就有了重新定位自己的想法。考虑我攻读法律学的专长和移民家庭的背景，我打算在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与种族的领域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而种族问题，是我无论何时何地都百说不厌的话题。那时候，亦很少有人研究法律和发展，而这恰好是我的专长。
幸运之星似乎就在头顶上闪亮。
索菲娅出生之后，我撰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私有化、国有化和种族特色，并发表在《哥伦比亚法律评论》（Columbia Law Review）上。有这篇力作垫底，我向全美各地的相关学校发出了法律教职的申请，并斗胆应耶鲁法学院聘任委员会的邀请前往面试。
在耶鲁大学看起来有几分恐怖的莫里（Mory’s）餐厅里，我与聘任委员会的教授共进午餐、边吃边聊。令我大为吃惊的是，两位教授借故提前离席，留下法学院院长在后面的两个小时里，与我就纽黑文市意大利风格的建筑海阔天空地好一通神侃。
我没有得到耶鲁全职的教师工作，这就是说，我把午餐面试搞砸了，被杰德所在的学校拒绝了。这可不太妙呀—它使我的社交活动变得有点儿尴尬。
不过，这也让我好好地轻松了一阵。索菲娅两岁的时候，杜克大学法学院给我发来聘书，我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并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
8露露的乐器
露露对音乐有着近乎完美的感受力。然而不幸的是，她讨厌训练，练习时经常走神—不是议论窗外的鸟儿，就是……
达勒姆——我喜欢这个地方。
我的同事们慷慨大方、和蔼可亲、聪明睿智，我在那儿结交了不少密友。生活中唯一的不爽就是，我的丈夫杰德依然在500英里之外的耶鲁大学任教。不过，我们轮流往返于达勒姆和纽黑文之间，还是挺过了那段两地分居的日子。
1999年，在索菲娅已经7岁、路易莎也满4岁时，纽约大学法学院邀请我去做访问学者，时间是6个月。我不想离开达勒姆，但是纽约距离纽黑文可是近了不少。因此，我打点行装去了曼哈顿。
那6个月的压力可真大呀！
在法律教学的世界里，“访问”意味着加入教学的行列，真刀真枪地干。差不多整整一个学期，你既要给那里的每个人留下聪明能干的好印象，又要面对几乎被他们榨干的现实。[例如：“本尼迪克特，我想直截了当地问问你，你与众不同的新思维模式，是不是比你所预想的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在你撰写的《法律与拉康①》（Law and Lacan）一文的注释81中，你陈述的观点非常危险，我不能确信我是否被你说服了。你是否介意我把它拿到我任教的课堂上去讨论？”]
在考虑让索菲娅进哪所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们发现曼哈顿果然“名不虚传”。杰德和我被引进了三年级小学生的世界，我们发现那些小家伙们在信托基金一套又一套培训方案的鼓动下，要为美国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前的标准考试SAT①作准备，这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却硬要去追赶成年人的大步流星一样滑稽。我们最终决定将索菲娅送到纽约第三公立学校去读书，而且学校很近，就在我们租住公寓的街对面。而露露则要在经过一系列测验后，去上学前班。
我非常希望露露能进一所教堂开办的学前班。教堂很美，五颜六色的玻璃窗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彩。露露单独进了测验室。短短5分钟，招生办公室主管就领着露露走了出来。小测试一切正常，并没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她只是想跟我确认一下，露露是不是不会数数。
“哦，天哪，她当然会数数！”我吃惊地解释道，“请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把女儿拉到一旁。“露露！”我压低嗓门，“你想干吗？这可不是在开玩笑呀！”
露露皱了皱眉，“我只在心里数数。”她说。
“你不能只是心里有‘数’，你必须大声地说出来，让这位女士知道你能够数数！她正在测试你呐。如果你不能数给她看，你就进不了这所学校！”
“我不想上这所学校！”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我不认为对孩子的贿赂、纵容会对他们的成长有任何好处。联合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通行的国际公约都严禁贿赂；而且，即便要行使贿赂，那也该是由孩子们来贿赂父母。但是在那会儿，我真是被逼无奈、铤而走险了。
“露露，”我悄悄地说，“如果你好好数数，我就给你一个棒棒糖，还要带你去逛书店。”
然后，我把露露拽了回来。“她现在准备好了。”我爽快地说。
这一次，招生办主管允许我陪着露露走进测验室。落座后，她把4块石头放到桌上，然后让露露数一数。
露露瞟了一眼桌上的石子儿，然后说：“11、6、10、4。”
那一刻，我气得浑身冰凉，真想拽着露露找个地缝钻进去。可是招生办主管却异常平静地加上另外4块石头，“现在是几块呀，露露，你能数出来吗？”
这一次，露露盯着石子儿多看了一会儿，“6、4、1、3、0、12、2、8。”
我忍无可忍：“露露，停下来，别胡闹了！”
“不，不……请等一下。”招生办主管举起双手，一种饶有兴致的表情浮现在她脸上。她转向露露：“路易莎，我知道你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数数，对吗？”
露露偷偷地看了我一眼（她知道妈妈已经失望至极），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这里的确有8块石头，”招生办主管以随和亲切的口吻对露露说，“虽然你的回答与众不同，但你是对的。你用自己的方式来回答，这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正好也是我们这所学校要大力提倡的精神。”
我发现这位女士喜欢露露，终于喘了口大气。实际上，很多人都喜欢露露，被她那种从不逢迎讨好的个性所吸引。“感谢上帝，我们生活在美国”，我暗自庆幸，因为革命、造反的精神在美国毫无疑问地得到肯定。
好玩的是，露露后来竟然爱上了她的新学校，而索菲娅的校园生活却并不那么惬意，她在学校里总是有那么一点点腼腆。在家长会上，索菲娅的老师告诉我们，她从来没有教过像索菲娅这么优秀的学生，但同时也对索菲娅的社交感到担心，因为她在午餐和课间休息时间总是独来独往，还经常抱着一本书兀自在校园里漫步、闲逛。杰德和我对此万分惊讶，可是当我们追问索菲娅“在学校过得怎样”时，她的回答总是—“不错，挺好玩儿的。”
那个待在纽约的学期真是漫长而难熬。我甚至试图接受纽约大学的聘任，然而，生活的步伐并没有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往前迈进。我就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与民族，发表了一篇法律评述的文章。由于该文在决策圈反响热烈，耶鲁法学院终于向我敞开了久违的大门，聘请我担任终身教授。7年后的那一天，不用再去经历午餐面试，我接受了这个职位，欣喜中夹杂着一丝自嘲的苦涩。我们家的游牧生活终于结束了——杰德不用再在两个城市间长途跋涉、疲于奔命，索菲娅和露露也在纽黑文上了小学。
那时候，露露也开始跟着索菲娅在社区音乐学校的钢琴老师米歇尔练习弹琴。而我，则一头扎进了某种两副重担一肩挑的生活。我清晨5点就得起床，用半天时间写作，像耶鲁的法律教授那样做事做人。然后飞奔回家，完成照顾两个女儿的“家庭作业”，而在管教难缠的露露时，总少不了相互的威胁、要挟和“勒索”。
事实证明，露露是一个天生的音乐家，对音乐有着几乎完美的感受力。然而不幸的是，她讨厌训练，练习时经常走神—不是议论窗外的鸟儿，就是关注我脸上的斑点。尽管如此，通过铃木钢琴教材的学习，她还是进步得飞快。在音乐演奏会上，她从来不像姐姐那样表现得无可挑剔，但是，对在技术精益求精方面的不足，她会以突出的风格和个性来弥补。
在那段时间里，我想到露露应该开始学习新的乐器。
有些朋友的孩子都长大了，他们以“过来人”的口吻告诫我，在音乐方面，两个女儿最好有各自不同的兴趣，这样可以将姐妹间的竞争降至最低。这个建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因为索菲娅的钢琴当时已弹得相当不错，在当地频频获奖、小有名气，并经常应邀前往学校、教堂和社区组织进行演奏。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露露都不得不坐在台下，感受人们赞美姐姐的扑面热浪。
那么，什么样的新乐器适合露露呢？
我的公公、婆婆，这一对自由的犹太知识分子对此有着鲜明的倾向。他们深知露露桀骜不驯的性格，也领教过小孙女在练习钢琴时的高声尖叫，他们力劝我选个容易一点儿的乐器，放孙女一马。
“选择竖笛怎么样？”岳父赛（Sy）建议说。赛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男人，看起来颇像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威风凛凛的宙斯。他曾经在华盛顿特区从事了多年心理学临床治疗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浑身上下充满音乐细胞，还有一副洪亮、低沉的好嗓子。事实上，杰德的妹妹也拥有美妙圆润的嗓音。看起来，索菲娅和露露较好地秉承了家族中的音乐基因。
“学竖笛？”我婆婆弗洛伦斯听了赛的提议，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多么无聊乏味呀！”她说。
弗洛伦斯是一位艺术评论家，住在纽约城里。最近，她刚刚出版了在业内颇具争议的现代艺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传记。格林伯格及时地发现了杰克逊?波洛克①和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弗洛伦斯和赛已经离婚20多年了，无论赛发表什么意见，她总是会大唱反调。“何不学点儿更让人兴奋的乐器，比如加麦兰①？或敲击的锣鼓？”
弗洛伦斯是一位十分优雅的女人，喜欢冒险、四海为家。许多年前，她就踏上了印度尼西亚之旅。在那儿，她被爪哇人的加麦兰迷住了：那是由15至20名乐手组成的小型乐团，盘腿坐在地板上，摆弄像平锣（kempul，一组由不同音调组成的挂锣）、铜片琴（saron，一种很大的金属木琴）或者铜鼓（bonang，用鼓槌敲击、听起来像编钟的双排铜鼓）这样的敲击乐器。
有趣的是，和我婆婆一样，法国作曲家克劳德?德布西②对加麦兰敲击乐也有着同样的好感，并认为加麦兰体现了一种革命。1895年，德布西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称加麦兰音乐“能够表达每一种晦涩的含义，甚至包括那些非常阴郁的色调”。后来，他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将爪哇人描述为“奇妙的人种”，称他们“掌握音乐的技巧就像学会呼吸一样自然、轻松。律动的海浪、穿过树叶的轻风，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来自大自然的呢喃，组成了爪哇人学习音乐的天堂；他们用心去倾听，没有参考过任何一篇难以自圆其说的学术论文”。
在我看来，那时候的德布西正在经历一个迷恋异国风情的人生阶段。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他的法国同伴亨利?卢梭和保罗?高更的身上，波利尼亚土著一直是他们画布上的主角。而在现代的加利福尼亚，我们还能找到这种不肯谢世的遗风：身患黄热病的男人只与亚洲女人约会，有时甚至一连与十几个性伙伴发生关系，而不管她是亚洲何方人氏、相貌有多丑陋。可能正因为这个骇人的记录，我是杰德约会的第一位亚洲女性。
或许，我之所以无法欣赏1992年我们游览印度尼西亚时听到的加麦兰音乐，是因为我对困难与成就的内在关系近乎盲目的崇拜。
不知道我曾经对露露高声嚷嚷过多少次：“人世间所有意义非凡、值得去追求的事情，都充满了艰辛！你知道，为了得到我今天在耶鲁大学的工作，我付出了多少努力、走过了多少崎岖不平的路？”而加麦兰音乐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如此简洁、古朴，无雕琢、多重复。相反，德布西创作的那些炫目、美妙的曲子，却反映了复杂的、雄心勃勃的、精巧的构思，以及在意识上对和谐的刻意追求。当然，也反映了加麦兰音乐对作曲家的影响，这种浸淫至少清晰地呈现在了他的一部分曲子里。这就像辉煌的凡尔赛宫和清新的乡间竹屋，有着迥然不同的美。
我曾经吹过竖笛，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露露去敲锣打鼓！我的直觉与公公、婆婆正好相反。我坚信，要摆脱姐姐大获成功的“阴影”，露露只能去练习更为困难、技艺更加精湛的乐器。
这样的乐器，非小提琴莫属！
没有征求露露的意见，抛开身边所有人的建议、忠告，从那天起，我作出了这个铁板上钉钉的决定。
9小提琴
小提琴一到了露露手里，就显示出它与露露似乎有着八辈子的缘分。然而，督促她练琴却常常令我们母女俩像丛林中的老虎和野猪般“血战一场”。
在公开场合拿自己的孩子与他人的孩子作比较，这恐怕是许多中国人做得最糟糕的事情。
小时候我对此浑然不觉，因为在这种比较中我总是把别人比下去的一方。只有长大后，我才意识到公开比较的弊端。在我父亲看来，我们家的“龙夫人”——我的祖母过着优裕的生活。她对我异乎寻常的宠爱，大大超过我所有的姐妹。在家庭聚会上，她会指着某个兄弟姐妹，说：“瞧你那扁平的鼻子，哪像我们美儿，鼻梁又高又挺，美儿才像我们蔡家的后代。你呀，一定是继承了你妈那一族血脉，长得像只猴子。”
不可否认，我祖母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许多中国人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同样的事情。
最近，我去了一家中药店，店主告诉我，他有两个孩子——6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我女儿，”他说，“她可聪明了，唯一的麻烦是精力不太集中。我儿子笨笨的，不像我女儿那么机灵。”
还有一次，在网球比赛的观众席上，我的朋友凯瑟琳与一位来看女儿比赛的中国母亲闲聊起来。这位中国母亲告诉凯瑟琳，她女儿是布朗大学的学生，她就要输掉这场比赛了。“我这个闺女柔弱无能，”她说，并摇了摇头，“她姐姐上了哈佛大学，比她可强多了。”
我知道，既然父母的偏爱百害而无一利，但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我还是想强调两点。
首先，在任何一种文化里，我们都能找到父母对孩子的偏爱。在旧约圣经第一卷《创世记》（Genesis）里，亚伯拉罕之子以撒（Isaac）偏爱儿子以扫（Esau），而利百加（Rebekah）则更喜欢雅各布（Jacob）。①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中也有三个兄弟，他们从来就不曾被父母平等对待过。相反，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父母都是偏心眼。在《中国五兄弟》（The Five Chinese Brothers）②中，我们看不出中国妈妈更偏爱一口气喝干海水的儿子，还是更青睐脖子坚硬似铁的儿子。
其次，我不相信父母对孩子的所有比较都是有害的。杰德一直在批评我对索菲娅和露露的比较。不错，我是对露露说过——“我让索菲娅做什么事，她立刻就答应了，这就是她为什么会进步神速的原因。”西方人会误读我的本意——其实我并没有偏爱索菲娅，恰恰相反，我表达的是对露露的信心。我相信，她能做索菲娅能做的任何事情，而露露自身的强势也足以保证她能应对我指出的事实。我也知道，露露总是在心里和姐姐进行比较的。这也是我有时对露露特别严厉的原因，我不想让她沉溺于自己内心的疑虑中。
正因为如此，送露露去上第一堂小提琴课的那天早晨，在她要见自己的新老师之前，我对她说：“露露，你已经6岁了。索菲娅在7岁半的时候，就赢得了音乐学校表演奖，我认为你的获奖时间甚至会更早。”
露露的反应十分恶劣：“我讨厌比赛，也不想去学什么小提琴！”她干脆拒绝去上小提琴课。我威胁说要打她的小屁股，而且不许吃晚饭（在那个时候，这一招还算管用）。好一通威逼哄骗，终于把露露带到了社区音乐学校。在那里，露露的铃木小提琴老师卡尔?舒加特接待了我们。
50岁的舒加特先生有一头稀疏的金发和学生般的脸庞。他是那种特别善于和孩子打交道的人，和家长在一起，则显出几分冷淡和尴尬，而且很少直视我们的眼睛。他是个与孩子相处的天才，孩子们令他释放出轻松、诙谐、灵感和快乐。他就像社区音乐学校的“花衣吹笛人”①，后面紧紧地跟着30来个学练小提琴的孩子，露露也在其中。
舒加特先生教学的秘密武器，是他将拉小提琴的每一个技巧，都转变成孩子们能够理解的生动故事或大胆想象。他没有直接讲授连音、断音、渐快等音乐术语，而是谈到轻轻地抚摸喵喵叫的猫咪、如军队般列队行进的蚂蚁，以及骑独轮车的老鼠骨碌碌滚下山坡……
他教露露理解德沃夏克①著名的幽默曲第7号的方式，也着实令我惊叹不已。这首幽默曲有着朗朗上口的主旋律，不管你来自世界的什么地方，即便你从来就没有聆听过这首曲子，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也会随之低声吟唱。这首乐曲还有着过于多愁善感的第二主题曲，意在将悲喜交加的、夸张的感伤杂陈其间。那么现在，该怎样将如此复杂的含义告诉一个年仅6岁的孩子呢？
舒加特先生告诉露露，第二主题曲是悲哀的，但还不像有什么人就要离开我们那么令人哀恸。而接下来他让露露想象：如果她每天自己整理床铺并坚持一周，妈妈就答应给她买一个双球的冰激凌卷。露露真的这样做了，但是到了周末，妈妈却说话不算话。这还不算，她竟然给什么都没干的姐姐买了冰激凌卷。老师的这番话果真引起了露露的共鸣，她拉的幽默曲充满酸楚，好像这首曲子就是为她而写的。直到今天，当我听到这首幽默曲（你可以在网上的Youtube观看伊扎克?帕尔曼②和马友友的演奏）时，耳边就仿佛响起由舒加特先生填词的曲子：
“我想……要我的冰激凌，喔，把我的冰激凌给我，你答应给我的冰激凌到底在……在……哪里……”
有意思的是，虽然是我拿主意为露露选择了小提琴，但小提琴一到了露露手里，就显示出它与露露似乎有着八辈子的缘分。在她刚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人们就不断地为她拨动琴弦、拉动琴弓的自然、流畅和灵活而震惊，为她似乎真的理解和感知了自己演奏的音乐而感叹。
在舒加特先生为学生组织的独奏会上，露露经常闪亮登场，一展“小荷尖尖角”。其他孩子的父母会羡慕地问我，“你们是不是音乐世家呀？”“打算培养露露成为技艺精湛的小提琴家吗？”可他们哪里知道，为了让露露回家后完成练习任务，我们母女俩会像丛林中的野兽般“血战一场”—那是老虎Vs.野猪之战，她越是反抗，我越是强硬。
每个星期六都是我生活中的重中之重。
整个上午，我们都待在社区音乐学校，紧张得就像你在20种乐器的伴奏声中全力以赴。露露不仅要上舒加特先生的小提琴课，还要在课后和老师一起直奔另一个教室，接着上一堂小提琴和钢琴合班讲授的铃木教学课。（露露在每个星期五的钢琴课我们也从不缺席。）
回家以后，尽管上午三四个小时的课程已让我们筋疲力尽，我还是常常想方设法地给露露增加课后练习—绝不会让她无所事事，舒舒服服地只等着上下个星期的课！
到了晚上，疲劳的露露已进入梦乡，我还会在灯下阅读有关小提琴的专业文章，听艾萨克?斯特恩①、伊扎克?帕尔曼或日本小提琴家美岛莉的CD，努力地去体会他们精湛的技艺，捕捉那些在琴弦中跃动的音符和那些抑扬顿挫的小精灵。
我承认，这样的日程表的确过于紧张，但我总感觉在与时间赛跑。要知道，中国的孩子每天要练琴10个小时。萨拉?张在纽约交响乐团为祖宾?梅塔试音时年仅8岁。每一年，一些7岁的孩子都会在拉脱维亚或克罗地亚脱颖而出，以演奏高难度的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而将国际竞赛的奖杯揽入怀中。我希望露露也能站在那样的领奖台上。说实话，我真的有些等不及了。
此外，在教育和培养孩子方面，我在家里并不占优势。因为，我有一位美国丈夫，他认为孩子的童年应该拥抱欢乐。杰德经常喜欢和孩子们一起下棋或打迷你高尔夫球；最过分的是，驾车带着两个丫头大老远地跑到水上公园去玩危险的水上滑道。而我最喜欢的活动，是读书给孩子们听。每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都会坐在一起读书，那是每个人都感到开心的惬意时光。
拉小提琴真的很难，在我看来，它比弹钢琴难多了。
首先，你得保持负重的状态，而钢琴就没有这样的要求。与人们的理解和想象完全不同，小提琴并不是依靠左臂来握持的。著名的小提琴教师卡尔?弗莱什在他撰写的《小提琴演奏的艺术》（The Art of Violin Playing）一书中指出，小提琴是“放在锁骨上”，并“始终由左下颚来固定的”。这样，才能保证左手自由、灵活地移动。
假如你认为用锁骨和左下颚来夹住什么东西一定会很不舒服，那你就说对了。将一块木制的腮托和金属的夹具嵌入脖肩之间，大多数小提琴艺术家和小提琴演奏者，都会在下巴处形成一片粗糙、经常疼痛的红色斑块，他们甚至将这块“小提琴压痕”看做荣誉的徽章呢！
其次是“音调”，即你用什么调子来演奏。这是我认为拉小提琴比弹钢琴要难得多的另一个原因。弹钢琴时，你只要用手指按下琴键，就知道你选择的是哪一个音符。而拉小提琴时，你必须把你的手指头准确无误地以准确的接触部位放到那个准确的“点”上，否则，仅仅一个毫米的误差，你拉的曲子就会“跑调”。虽然小提琴只有4根琴弦，但它可以由半音增量而产生53个不同的音符；点按不同的琴弦、利用不同的运弓技巧，可以演绎五彩斑斓、变幻无穷的音调。所以人们常说，小提琴能捕捉人类的每一种情感，它是最接近人类声音的一种乐器。
弹钢琴和拉小提琴有一点是相通的（许多运动项目也是这样），那就是：只有彻底地放松自己，你才能表现完美。在网球场上，如果你不能保持手臂的放松，就无法大力扣杀；在棒球比赛中，如果你手臂僵硬，就无法掷出又快又狠的“好球”；拉小提琴时，如果你握弓太紧，或把太大的压力放在琴弦上，就只会产生很大的噪音，而无法拉出优美的琴声。
“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布娃娃，”舒加特先生会这样启发露露，“软软的，松松的，什么事都不必在意。你的手臂是如此的放松，你只感觉到它自己的重量……把一切都交给地心引力……不错，露露，嗯，很好！”
“放松！”我也在家里大声地提醒露露，“注意舒加特先生所说的‘布娃娃’！”我总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强调舒加特先生的教学要点，但在露露这儿，事情可没那么简单，我的话常常令她紧张、急躁。
有一次，练习已进行到一半，她突然暴怒地大喊：“别说了，妈妈，你别说了！”
“露露，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一个字也没有说啊！”我强调说。
“你在心里不停地说，”露露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想！”我假装愤愤不平地说。实际上，露露说得没错，我一直在琢磨露露拉琴时右肘抬得太高，用力不对，她需要养成更好的表达音乐的习惯。
“别再胡思乱想！”露露命令道，“我不练了，除非你不再瞎琢磨！”
露露常常试图激怒我，挑起我们之间的争吵是她争取停止练习的“阴谋诡计”。可这一次，我没有上当。“那好，”我冷静地说，“那你想让我怎么做？”有时候，把控制权交给露露，会化解她的小脾气。
露露想了想说：“捏住你的鼻子5秒钟。”
不错，是个美妙的暂停。我照做了，练习继续进行。那是我们俩都很快活的一天。
露露和我有着既难以调和又无法割舍的关系。当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就在电脑上建了一个文档，用以逐字地、随时地记录我们之间值得关注的交流情况。在露露7岁时，我们之间有一段对话被记录在案：
美儿：露露，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友好相处。
露露：是呀— 一种怪异的方式、恐怖的方式。
美儿：！！（呈愕然状。）
露露：开个玩笑嘛！（给了妈妈一个拥抱。）
美儿：我要把你说的写下来。
露露：别，别写！听起来太过分了！
美儿：我要把这个拥抱也加在旁边。
我对孩子比较极端的教养方式有一个可爱的副产品，那就是索菲娅和露露的关系非常亲近：因为她们得团结起来，手挽手地对抗专横而狂热的妈妈。
“她真是神经错乱！”我听到她们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偷着乐。但是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我不像有些西方父母那样脆弱。我常常对女孩们说：“我的目标，是做一个为你们的未来着想的妈妈，不是要讨你们的喜欢。”
有一年春天，社区音乐学校的校长邀请索菲娅和露露两姐妹在一次特别的庆典中登台表演，这次活动是为了庆祝女高音歌手杰西.诺曼因在威尔第作曲的著名歌剧《阿依达》（Aida）中的精彩表演赢得格莱美奖而举办的。凑巧的是，我父亲特别喜欢歌剧《阿依达》，而杰德和我，正是踏着《阿依达》的“凯旋进行曲”走进了婚姻的神圣殿堂。于是，我邀请了我的父母从加利福尼亚赶来观看孙女的演出。
穿上合体的长裙，两个小美女用小提琴和钢琴一块儿演奏了莫扎特的E小调奏鸣曲。在我看来，这首曲子要表达的成熟意境超越了她们的年龄—音乐在小提琴和钢琴来来回回的变换中显得不是那么默契，听着很像两种乐器间的窃窃私语。但是似乎没人在意这个美中不足，两个女孩的表演大获成功。
后来，杰西.诺曼对我说：“你的女儿真是一对天才—你太幸运了！”
幸运的我深知，这是经历了无数场战斗才赢得的结果。
硝烟散去，我体验到了生命中那些最美好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