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金松 从2006年开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胡大源，即开始参与关于幸福感的评价，5年来已搜集了近40万个样本数据，通过一个活生生的实例，记录了其间国民幸福感的起伏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幸福指数的消长。

房价不变的时候，幸福感最高

经济观察报：在去年央视推出的一项关于调查中，44.7%的受访者感到幸福，换种角度来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有超过一半的人不幸福？

胡大源：不能这么推论，在两者之间还有一大部分中间群体。从数据来看，不幸福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和国际相比我们的幸福感并不差，属于中上流程度，相对比较高。

经济观察报：你已经连续5年关注幸福感的调查，这5年来，国民的整体幸福感呈什么趋势？

胡大源：总体上来说，是有升有降，降的比升的要大一点。

经济观察报：影响这些升降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胡大源：首先是收入，没有收入做基础，任何一个群体，就谈不上幸福；在过去5年的调查中，受访者认为最大的困难也是收入的提升。其次是健康，就个体上来讲，在主观选择的时候，都会把健康排在收入前面，但在客观行动上，还是会把收入放在前面；和年龄也有关系，年轻人的幸福感一般没有老年人幸福感高，年轻人的学习、工作、养家的压力比较大。

教育水平和幸福感的联系并没有那么强烈，教育水平提高，可以获得更好的收入，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参照系也变了。

经济观察报：收入高的不一定幸福。

胡大源：其实，你看幸福感是两个角度合起来的，一个是你的物质生活，为什么和收入既有关，又不是由收入决定的。就是因为你没有一定的收入基础，就不可能去满足你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这些东西都需要花钱，但是这些东西到了一定的阶段，你满足了之后，还有一个精神上的东西，不但要有更好的生活质量，不光有清洁的空气、蓝天白云，还要活得有尊严，有自由，当然，这种自由是在法制基础上的自由。在这方面和法制健全的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些也会影响人的幸福感。

经济观察报：目前的高房价，对幸福感的影响有多大？

胡大源：从这几年的调查来看，随着房价的上涨，幸福感是逐渐下降的；当房价不变的时候，幸福感最高；房价下跌的时候，幸福感在下降。随着收入上升，住房、就业等问题对幸福感的影响在降低；收入越高，越注重教育，养老等生活质量的提升。消费的增加在超过一定程度之后，幸福感反而在下降，这说明有些高收入的人，幸福感并不一定强。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提到房价下跌的时候，幸福感在下降，原因是什么？

胡大源：把房价打压下去，有房的人心里不舒服。就拿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来说，有房户很多，有的还不止一套，有房的人不吭气，你说他是愿意房价跌还是愿意房价涨。

其实，失业问题对幸福感的影响比住房问题要大得多，住房问题是尝到甜头的人不吭气了，失业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家庭或多或少都有失业，即便是在工作的，也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保障，所以现在年轻人都愿意去考公务员。

政府要努力消除影响不幸福的因素

经济观察报：地区幸福感排名中，2007年排在第一位的是青海，2008年是吉林，2009年是西藏。经济发达地区的幸福指数并不一定高。

胡大源：在观察中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为什么各个地区有差异，这个研究还正在做。这可能和参照系有关，随着收入的提高，幸福感不见得就增长，人们的参照系在不断提高，提高之后没有达到这种参照系，幸福感就有可能下降。我们最新的一项调查，和去年相比，幸福感都在下降，整体下降的原因就是人们的收入预期没有达到。

幸福永远是一个相对指标，和谁比，和周边比，还是跟过去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和收入高的国家幸福感相差不多，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在改进，人们的满意度就会好。

我们看央视的一个调查，相对来说，幸福的城市不是分布在最发达的地区，而是原来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这个地方他们的起点低，这个时候人们的参照系和以前比，更容易达到。在今年统计中，上海的幸福指数下降得比较厉害。

经济观察报：具体原因是什么？

胡大源：目前还没有分析出确凿的原因，大概有这么两个因素，一个是上海是外向型经济，受外围经济环境的影响更大。其次有可能是受世博会的影响，世博会不像奥运、亚运会，很快就结束，而是持续几个月，这期间，上海本地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短时间内涌入那么多人，进来之后，无论是交通还是其他正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政府也会因此采取很多措施对市民进行名正言顺的管制，市民的舒适度就差，就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这些还只是一些推测，具体的因素，还要等后期数据分析过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经济观察报：幸福感是否应该成为政府追求的一个目标？像国内有些城市已经提出了要打造幸福城市。

胡大源：现在比较流行幸福感评价，我看《环球时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叫《全球大国争着用“幸福感”揽人心》，像欧洲的幸福感评价做得火热。但要把幸福感作为一个目标，还是要留点神，这个数据指标的波动是比较大的。有时候幸福指数下降，不是你政府工作没做好，可能会有一些偶然因素或者外界因素，让你指数掉下去，掉下去之后，该怎么兑现对老百姓的承诺。

经济观察报：在打造居民的幸福感方面，政府该扮演什么角色？

胡大源：这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一种惯性，一有事，就指望政府管。其实，政府如果能管好，为什么搞改革开放？政府管得多的地方，像教育、医疗，往往问题比较多。

政府要有定力，要看看，影响不幸福的因素有哪些，然后努力去把这些因素消除。幸福感最终的一条，还是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避免“被幸福”

经济观察报：现在官方的各种数据经常会出现和民众的真实感受的背离，在幸福感的调查中，如何避免出现“被幸福”？

胡大源：统计指标本身有它的局限性，像去年被骂得最厉害的是2009年楼市平均价格上涨1.5%，2009年楼市价格上半年上涨得比较凶，下半年回落，正负抵消，最后体现在数字上，幅度就很小。

幸福感也是这样，如果用一系列的客观指标来衡量幸福，各种指标本身的权重如何确定，能否真实反映幸福感受，这都是问题，与其兜一大圈，还不如直接问受访者，在他做出回答的过程中，已经对收入、就业、住房等各种因素进行了权衡。

但这也会存在一种情况，比如说一个人在调查的时候，上午可能幸福，下午出了交通事故，就感觉到不幸福。所以就要通过扩大样本数量，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把这样的个案淹没在里面。

经济观察报：影响幸福感的变量在增多，尤其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不幸福的因素可能会被不断地聚集、放大，然后传播。像经常上微博的一些网民，就会觉得好像这个社会天天总有不幸的事情在发生，也会影响他整体的幸福感。

胡大源：不仅是网络，传统媒体也经常报道一些灾难性的事件，网络尤其是微博出现之后，使政府对信息的过滤和控制越来越难，人人都可能成为信息传播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这种参与传播过程本身也会影响对事件的认知。

但不能因此，就加强对信息的控制，而是要对那些容易引起老百姓不满意的地方，进行改革。长期不让老百姓的声音出来，聚集下去就会变成一种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