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金松

从温暖湿润的海南三亚回到阴冷干燥的河南太康老家，8岁的曹双全已在外 “闯荡”三年。春节过后上学的第一天，他坐在教室里，来回晃动、张望，三年的乞讨经历，让他与整个班级显得格格不入。

曹双全是7个从三亚解救回来的河南太康籍卖艺乞讨儿童之一。

面对多年未见的孩子，父母们也并不都是如人们想象中的喜悦。曹双全的父亲曹可平说，“家庭困难，照顾不了，送出去卖艺还能有吃的，挣点钱，够我和他妈吃药。”

“你回来了，我可咋办？”

2月16日，当曹双全突然回到家时，让他的父亲曹可平多少有点意外。此前，曹双全的老板徐辉打电话告诉他说，孩子今年春节不回来了，要在外面干活。

今年57岁的曹可平，由于家里贫穷，在45岁那年，才娶了现在的妻子王两。这个比他小19岁的妻子，患有精神病，说话含混不清，有时还大小便失禁。

结婚3年后，曹可平有了第一个儿子曹敬全。4年后，第二个儿子曹双全出生。曹可平一度想把双全送人，“养活不了。”妻子基本不能干活，家里全靠他一个人操持，收入全靠五亩地，一年下来余不了多少钱。

从去年开始享受每个月50元的农村低保，但时断时续。为了缓解妻子精神病症状，每天还不能断药，20多块钱的费用，对这个家庭而言也是不小的开支。

在和孟堂村的杂技老板徐辉一起喝酒时，谈到了家里的困难。徐辉就支招说，可以把孩子交给他，带出去学杂技表演，“一月能挣1000多。”

经双方商议，曹双全认徐辉为干爸，改用徐辉儿子“徐乙超”的名字外出乞讨。就这样，这个本该坐在教室里读书的孩子，每个月为这个家庭带来1500元的收入。

刘玉珍今年8岁，家境和曹双全类似。母亲是四川人，患有精神病，流浪到淮阳时被其父亲刘中振收留，生了3个孩子后又走丢了。刘中振又找了一个患有痴呆症的妻子。家里最主要的财产就是两间窝棚。屋里的床上放着凌乱的被褥，床头的小桌上，堆满了锅碗瓢勺。

两年前，来自张集镇的杂技老板翟文志，丢下200元钱把刘玉珍带走了。这对常常开着大篷车四处要饭的刘中振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女儿回来后，他才发现，女儿身上多处受伤，右小腿上的伤口已经化脓，“挣不到钱就打，用打火机在身上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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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政府在去其家中看望时承诺解决刘中振全家入低保事宜。刘中振激动得当场向乡里的领导磕头跪谢。

此次被解救回来的7个孩子中，除1人家境较好外，其余6人均家境贫困，其中3人父母或其中一方存在精神障碍。这些孩子，小小年纪已经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于凯的父亲看到他被从海南送回来时，放声大哭：“你回来了，我可咋办啊？”

太康县民政局一工作人员表示，民政能给予的救助只是杯水车薪，但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贫困家庭都能获得照顾，低保户名单的决定权在村长手里，有村长就曾公开表示，“我让谁吃低保，谁就能吃低保。”

在采访中，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村民证实，“想享受低保，就得给村长送礼，还得关系好。”

据了解，在这6户贫困家庭中，目前为止享受低保的只有2户，对于其他家庭的救助，太康县政法委书记郭永林表示，将会尽快调查落实，特事特办。

寻女的母亲

朱秋月的母亲王海英则是另一番期盼，7岁的女儿2005年被带出去卖艺乞讨走丢后，一直杳无音信。

太康县张集镇王庄寨村，靠近村东头的三间青砖蓝瓦的老式建筑，在周边粉刷洁白的二层小楼映衬下，显得更为破旧，这是朱秋月的家。

2004年，6岁的朱秋月向家里提出要学杂技，起初王海英并不同意。孩子给她表演了几个跟着玩耍时学习的动作，竟然像模像样，王海英觉得说不定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既然喜欢，就让她跟着学吧。

于是，朱秋月开始跟着村里一个名叫朱法领的杂技老师练习。学习期间也不用交学费，进入杂技班后，杂技班老板会将第一个月的工资支付给教杂技的老师作为报酬。有时候，杂技老师也会自己带着学生出去表演，赚钱。

学了不到半年，朱秋月就被老师送到了安徽阜阳的一个杂技班，但不知何故，3个月后又被送了回来。

2005年春节过后，附近孟堂村的杂技老板翟雪峰让朱法领推荐几个学员出去完把戏 （杂技）。已经7岁的朱秋月又被推荐给了翟雪峰。外出表演期间，翟雪峰每个月支付500元工资。

张集镇是远近闻名的杂技之乡，在当地，带着像朱秋月一样的小演员外出耍把戏是一种普遍现象。除了少数能获得文化演出许可证的正规杂技团外，很多是临时搭起的草台班子，以外出演杂技之名，行乞讨之实。

一个多月后，王海英就接到了电话，说是女儿朱秋月在平顶山叶县走丢了。

翟雪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声称，当时为了寻找朱秋月，他花费了数万元在当地电视台刊登广告、张贴寻人启事，派人寻找，“把整个县城和周边都找遍了。”

王海英则是另一番说法，据其介绍，当时赶到叶县后，翟雪峰根本不着急，也不心疼，依然每天忙着乞讨赚钱。看着跟随他们找孩子的王海英夫妇，就不给好脸色，动不动就吵架。

寻找一个月未果后，王海英无奈回到了太康老家，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以不是事发地为由，不予受理，“每次去都是做个笔录，案都没立上，就让我回家了。”

翟雪峰外出表演时，她就找杂技老师朱法领要人，只要她一去，朱法领就报警。多次出警的派出所人员给朱法领出主意说，让他把门从外面锁上，看上去家里没人，就不会去闹了。

后来在双方村支书的协调下，王海英家和翟雪峰达成了一份赔偿协议，由翟雪峰补偿朱家13000元，而朱家 “不得无故找翟雪峰寻衅滋事，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直到永远”。

为了找孩子，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庭已是债台高筑。王海英常常一个人躲在屋里哭，找了孩子6年，她现在只想要一个结果，知道女儿在哪儿就行，只要她过得好，也就放心了。

伤痕

冯亚丽很庆幸当时把孩子“赎”了回来，要不然真不知道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儿子宋佳三岁半的时候，被父亲宋成领送到孟堂村杂技老板翟付军那里去学艺、表演。每个月可以获得1000元左右的报酬。

这一去就是三年多，连春节也没回过家，每次打电话都说在外面很好。后来才知道，是有老板在旁边监听，不按老板的意思说，就会遭到毒打。

2009年下半年，听说儿子在外面根本不是学杂技，而是在沿街乞讨后，家里人强烈要求杂技班老板把孩子送回来。翟付军则多次推脱，不让孩子回家。

两家人还为此打了一架，因没有翟付军家人多，宋成领没要回儿子。最后经村委会调解，由于宋佳的合同未到期，提前领回孩子，属于违约，宋成领要向翟付军支付了4000元赔偿。

无奈的宋家，只得同意以这种荒唐的方式，把儿子赎回来。回来后，宋佳完全变了样，原本聪明、活泼的他，现在看见陌生人就往大人身后躲，在外还染上了一些“小偷小摸”的不良习气。

曹双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学会了讨价还价，“给钱就说”。有记者给他五块钱后，过一会儿又不说话了。这一次他伸出了两个手指头，价格已经翻番。

7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赵坤燕今年15岁，在第二次见到记者时，他对第一天成功骗过了当地政府和一些媒体，还沾沾自喜，“太可笑了，我说啥，他们都信。”临走时，他还老练地招呼说，“别走了，家里有酒。”

郭永林承认，在此前，当地政府对这些问题重视不够，只是把它当成了一种传统的杂耍卖艺行业。在他看来，带学龄孩子外出卖艺乞讨，不仅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存在组织、胁迫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事件的最新进展是，抓捕时逃脱的翟雪峰已于2月24日中午在安徽临泉被抓获；15岁的赵坤燕也因涉嫌伤害其“妹妹”刘玉珍被带走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