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吴娓婷

　　3月1日，南方科技大学即将开学。

有媒体评论员形容，南科大的创办是“中国大学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改革”，原因在于它打破了教育的铁饭碗，其与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更类似于市场行为。

这样的改革令人振奋，同时也注定了举步维艰。在此前的1月16日，有深圳市官员透露，南方科技大学已于2010年底正式获得教育部批准其筹建的批文。比预想中晚，但总算等到了。而对于南科大自主招生，国家教育部门则没有表态。

一所完全不同的高校

南科大首轮入学考试的情景依然印在不少人的脑海里。当时，创校校长朱清时负责考数学，他将解题思路说一遍，让学生在10分钟内把理解到的写下来。交上来的16份答卷，每张都不一样，但朱清时认为大部分学生都回答得很好。他说，这能考察学生的理解力、想象力和表达能力。

从考试过程或可窥见南科大今后的授课与考核模式。南科大将建成中国第一所“教授治校”书院制学校，首批仅50名学生。教师队伍包括中科院院士张景中、中科院院士陈国良、著名物理学家陈应天、香港科大教授李泽湘、香港科大教授丁学良等。

“只要把握住向他们学习的机会，一定会有收获的。”报名学生萧伟说。

事实上，南科大高调宣称“去行政化”的理念吸引了很多像萧伟一样，对当前高校教育弊端有同感的学生和教育者。独立于教育部规划创办的南科大，从学校治理、招生到授予文凭皆自主完成。学生与高校类似于市场主体，学校依靠自身的实力吸引学生，学生也依照个人特长寻找合适的高校。朱清时本人也是深圳市政府通过委托猎头公司全球海选而聘任的创校校长。

“南科大以后聘请校长副校长、主要的大事由理事会讨论通过，不是政府。”朱清时说，“这是根本区别。”

据介绍，理事会成员中有政府部门人士，还有大批社会知名人士、教育家。南科大会首先通过政府管理南科大的条例，再在校内实行理事会治理。

理事会下有常设机构，防止在理事会休会期间出现违反理事会决议的事情。同时，理事会任命财务总监，财务实行预算制。学校的学术委员会管质量，校务委员会管学校的校务行政。校务委员会是校长的助手，是校长的工作班子。每年校长向理事会报告工作，理事会有权撤换校长。

理事会赋予学校极大的自主权，因为他们开完会就不管了。但是必须在理事会的框架内执行，如果离开框架做了错事，理事会就随时可能制止你，甚至可能撤换校长。

教育的顽疾

1月23日，知名评论人笑蜀在微博上传达南科大第二轮招生考试的消息，他建议记者到现场报道，因为“中国大学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改革就在眼前”。

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状况的人明白南科大的意义。在国内，教育供给是由国家统一规划安排的，教育一直没有被逼到市场上去。

一个典型的现象是，从1999年开始，中国授予31所大学的校长副部级行政级别。授予这些行政头衔的初衷是为了肯定大学的重要所在，但是有人认为这些行政头衔毒害了学术文化，清华大学科学政策专家薛澜曾对媒体说，“教授们想的是如何得到行政头衔而不是提高学术水平”。

上世纪80年代，教育改革曾明确将体制改革作为核心。例如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锐意创新，武汉大学被称为“中国高校改革的深圳”。

然而，1988年2月，刘道玉刚制订好《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就被免去了武汉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过去近20年时间里，刘道玉拒绝了来自各地高校的邀请，坚守在武大校内一间简朴的两居室内。他说：“我不走是对的，如果我走了，武大改革的历史就结束了。不走，故事就远远没有终止。”

而这20年间，国内高校的环境毕竟发生了些变化。尽管仍有每年800万考生的“捧场”，传统高校受到来自全球高校对生源争夺直接而激烈。新一轮的出国留学潮致使一些重点高中甚至专门开设 “出国班”。2009年，深圳中学举办首届出国班，学生21人。2011年，这个数字达到了40余人。

仅以香港大学为例，2003年，该校招收内地学生60人，2006年已增至270人，人数年年递增。同时，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也加入内地招生队列，招收范围也从京、穗、沪地区逐渐深入到大陆内地。2005年，内地二线城市长沙也出现了港校揽生的推荐会。

同时，一份《1999-2006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2005-2006年期间，内地共产生151名高考状元，其中18名高考状元投奔香港高校，约占这两年高考状元总数的12%。同时北大、清华的状元招生比例，从先前的90.73%骤降至84.66%。

南方科技大学试图以一种新的办学模式激发国内教育系统的再思考。朱清时说：“我们就是想做这种试验。每个学生都不被忽略，都被关注，都按照他的能力来培养。以后社会重新思考，这样的学校应该有多少。”

“比壹基金还难”

改革有多难？

对于南科大，深港产学研基地主任张克科评价为 “比壹基金还难”。他解释，壹基金可以立足深圳，但南科大挑战的是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

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别说朱校长卸任后可能被体制吞没，朱校长在任期间南科大怎样走下去，还需要观察。”

南科大的未来如何在体制大潮内坚持下去，需要不止朱清时一人，还有深圳市政府甚至广东省的决心。

在南科大之前，深圳也曾立志通过建设深圳大学探索国际一流学府的办学，结果没有走出传统高校的模式，甚至被称为为深圳考生兜底的学校。2005年前后，深大扩招严重，以致教室不够用，需开放饭堂供学生期末复习。

南科大是否会重蹈深大的覆辙？朱清时对本报表示，“（深圳市政府）建这样一所大学，就是想提高深圳的科教地位，追求的是南科大的水平跟国际上的知名度。今后南科大做得好是深圳市的一张名片，而不是给深圳市民兜底的学校。”

朱清时相信，他的继任者会珍惜改革的成果，坚持南科大的办学理念。“第一，南科大声誉和知名度跟我们的改革措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这些改革措施使我们学校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今后我们学校任何继任人都明白南科大的价值就是这些改革。我相信他们（继任者）都不愿意变成平庸学校，变成平庸学校有什么意思呢？”

其次，由于从法制法规上把南科大的运作法律化，奠定了大学的机制，要改回去并不容易。“深圳是个改革的城市，大家把这个当成改革的成果，你想走回头路是不可能的。”朱清时说。

还有些力量来自支持者。1月中旬，朱清时接受我报专访时表示，他收到了上千份简历。一名40多岁的美国讲座教授是其中之一。他对朱清时说：“（如果在现在的学校）平平静静做下去，我都能看到我几十年后的样子，没有什么兴奋的东西。但难道就这样过一辈子了？”

这名讲座教授的想法是，投入这件事情可能做一些牺牲，但回报是他亲身参与了社会变革的大事，当他老了跟孙子讲起来，他的一生中间会有一段很值得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