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王隽/文  中国的当代艺术圈有多不淡定？

《TheArtNewspaper》的专访，提到以下三点：“一、苏富比将在4月拍卖尤伦斯基金会收藏的106张中国当代艺术品；二、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寻找中国合伙人；三、收藏重心或将转向印度当代艺术。”

在同期，苏富比刚好也发布了4月3日拍卖的重要作品，其中有张晓刚1987年创作的三联画《生生息息之爱》，最左边的一屏是尤伦斯2007年从佳士得以1200万港币买到的，加上之前从画廊买到的另外两联，是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失散”后的首次复原。消息一透露，不少藏家都心动了。

两条消息组合的力量太大——从微博到聚会闲谈再到主流媒体、艺术专业网站关于“尤伦斯套现离场”、“当代艺术刚复原又受打击”的报道蜂拥而至，能感受到圈里孱弱的神经忽然又被绷紧了。

热闹之后，我们发现：这件事在渲染中被夸大了。

作为屈指可数在中国有广泛知名度的、收藏中国艺术品的西方藏家，尤伦斯虽然对中国当代艺术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被无端地放大，人们不免将想象中的义务和责任扣在他脑门子上，希望他能继续为中国当代艺术买单。

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尤永说，“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自信力’薄弱转而依赖‘他信力’，尤伦斯的一举一动才会有这么大的震动。”

误读一：西方藏家对中国艺术市场失去信心

纽约的画廊主、资深艺术人士JoshBaer曾说：“对于收藏家而言，只有在面临死亡、负债、离婚这三种情形下，他们才会割舍收藏。在拍卖行里买画是愉悦的，充满胜利感的，但是出售是令人不舒服的苦差事。”

一辈子享受胜利感的尤伦斯先生，2010年的夏天还在UCCA向青年艺术家李晖订购装置作品《床》，怎么会主动去承担“不舒服的苦差事”？

说到这次拍卖，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为了以后分配财产而准备：“尤伦斯先生的子女对中国艺术不感兴趣，一个老人有这样的打算很正常。我2004年见他时，他就说以后这些画都由他亲自来处理，最好就是以有偿的方式回到中国人的手里，因为数量太多了，估计没有谁能一口气吃掉。所以他选择分批拍卖，在香港苏富比拍，还有一部分在北京保利，都有‘让艺术品回到中国人手里’这个用意吧。拍卖，是西方收藏家处理财产的一种传统方式，画肯定不能均分，还是得分钱。把画交到拍卖行是最透明、公开的方法，而且西方人有事先分配好财产的习惯，不像中国总能看到子女闹上法庭。”

2009年，因兔首、鼠首而引起争议的伊夫圣洛朗的“世纪”拍卖会，是佳士得拍卖行的典范之作，已故的时装设计师用他的收藏成就了欧洲最大的拍卖会，带来了3.74亿欧元的总成交额。在美国终老的宋美龄、张学良，也随了当地的习惯，将留存之物悉数拍卖。尤伦斯要亲手完成这批藏品的交接，那么专场拍卖在近几年将会频繁发生，不算是新闻，只能算是私人事宜。

苏富比当代亚洲艺术部的主管林家如也提到，“苏富比每年的古董拍卖最受欢迎的就是私人藏家专场，这种专场年年有，不稀奇。只不过尤伦斯专场的艺术品原作者们都还活在当下，所以可能太多人来关注了。”

从一个个人事件，谈及“西方收藏家对中国当代艺术失去信心”，就有些小题大做了。就像长征空间负责人卢杰反问某媒体：“除了尤伦斯，你还能说出第二个西方藏家的名字吗？”

误读二：尤伦斯“套完现走人”

UCCA的公关总监李沐颐每天要接很多电话，大多数是解释“尤伦斯先生没有走人”。

《TheArtNewspaper》的报道中，提到一句：“尤伦斯将为UCCA找到新的合伙人接手。”

李沐颐说，“尤伦斯先生的意思不是彻底把UCCA交给别人了，而是说他要寻找中国本土的机构来合作。因为外资背景，即便是非营利的艺术机构，也不能获得认证，所有的支出和企业是一样，税收也是。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赞助的企业并不能通过赞助艺术活动而获得税收上的优惠——赞助获得认证的非营利组织是可以的。也许找到了中方合伙人，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李沐颐说到的展览赞助商，去年一共有三位：LVMH、BLOOMBERG、SMART。他们分别为UCCA提供了大展赞助、青年艺术家展览赞助和公共文化教育活动的赞助，加上推行的会员制与展厅收费策略的调整，与2009年相比，2010年UCCA的运营成本节省了近三分之一。

UCCA是798里唯一收费的美术馆，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参观人数最多的美术馆。展览质量高，策展思路开阔，虽然场地有限但每次都尝试新的表现形式，展览层次丰富，从一线艺术家都刚出道的青年艺术家都有，客观地说，UCCA为中国本土的非营利艺术机构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模板，他们摸着石头过河先走了一步，当然，这离不开尤伦斯先生欧洲的账户，那不是一笔小数目。在上次的采访中，他虽不肯透露具体数字，也一摊手无奈地说道：“Alot”。

三年多里，UCCA在不挣钱的情况下，还需要向政府交税。“他们做了公益的事情，却背了很重的商业负担，寻找新的方式未尝不可。”董梦阳对外资背景的非营利组织的尴尬境地表示理解。在中国申请非营利组织认证，需要有挂靠的政府机关，所以找中国的机构来解决“中国问题”，是尤伦斯为UCCA做的打算，压力与风险也同时分了出去。

也有人说尤伦斯“套完现走人”，质疑他为什么不建一个美术馆，把东西捐出来做展供国人享用。

站着说话不腰疼，通常是因为不了解具体的情况。

中国大藏家刘益谦和王薇正在上海做私人美术馆，目前正在设计中，他们头疼的是，这个美术馆因为要放自己最喜欢、最珍贵的藏品而造价惊人。举个例子，摆放艺术品的展柜，一延米的价格是30万——没错，就是装修时买橱柜的那一延米。

一斑窥豹，整个美术馆的造价足够让一年花掉16个亿来买画的王薇心疼。初步计算，这个美术馆从开馆那天，一年要亏500万，这个数字王薇都觉得太大，更可况是迟暮之年的尤伦斯，一个外国老人，凭什么让他散尽千金为中国人造一个美术馆呢？

误读三：转向印度艺术品收藏

“转向印度艺术品收藏”是尤伦斯采访时的原话，李沐颐表示：“尤伦斯基金会的法国公关部门和我沟通过，这次采访没有经过预约，是单独进行的，尤伦斯先生也许是一时兴起聊起了这个，记者侧重摘取了某些部分。”

这能缓解这几天关于“目前印度当代艺术是否是9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艺术”、“印度便宜是收藏的主要原因”的热切讨论吗？

“这种讨论没有多少意义，我们六年前就买过印度的，老尤会落在我们后面吗？”卢杰认为一些观点被偷换了概念，“好像很多问题都要交到他手上去完成，比如印度艺术品。再者说，当年他买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是他的眼光好，也是因为从星星美展到85新潮，那批作品非常好。”

尤永也认为，没必要放大一篇报道里的一句话：“他不是风向标，没有必要跟随。就算尤伦斯去收印度的艺术品也没关系，中国的藏家们也要有自己的判断。尤伦斯收藏之所以成功，在于他有着西方人信任私人顾问的传统，打小就有私人医生、私人律师。尤伦斯有非常好的领路人，吴尔鹿帮他看古画，张颂仁向他介绍了中国当代的中坚力量，他充分地相信了他们，也舍得花钱，才收到了这么好的东西。即便当年的尤伦斯没有买，吴尔鹿和张颂仁也会向其他的收藏家介绍这些作品，这些作品现在这么值钱，和尤伦斯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也有砸在手里的东西，也买过‘行画’，还有无法上拍卖的影像作品，只不过你不知道。中国的藏家一方面自己的判断力不够，也没有对经纪人的信任——当然，这一块中国还在进步中，所以，不要听到他去买印度的了，就忙着去研究印度的，他也就买了一张，后面怎么样还不知道。”

在纽约苏富比工作了13年的 资 深 业 内 人 士 HowardRutkowski告诉笔者，事实上，印度艺术品成为西方藏家的一个收藏方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也不是从尤伦斯关注才开始热门的，并且只有少量的印度艺术家被西方藏家认识，“幸运的是，它的价格还不高。”

有人认为，尤伦斯转向印度，是为收藏成本考虑，将尤伦斯定位为商人，整理了一条他的生财之道，当然这是马后炮：90年 代 初 期 低 价 大 量 购买——帮助中国艺术家建立声望、做展、做艺术中心——价高时出手。

艺术北京的总监董梦阳笑道，“这是一群不了解贵族的人的揣测。我去过乌里希克的家，他和尤伦斯一样是大藏家，你看一眼就明白，他们犯不着为了这点钱‘处心积虑’十来年，人家有收藏的传统，有消费艺术的习惯，真没有阴谋到90年代就把张晓刚屯在家里等着卖。他们不是这个境界的人。”

“中国人只看到他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其实尤伦斯的收藏非常广泛，他收古董，特纳的水彩也不少，对金器也非常喜欢。收一两张印度的，更不在话下了。”一位资深业内人士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