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孙健芳 任何一个社会，只有货真价实民富，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强。目前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做得很大，跃居世界第二，但国民收入差距仍在拉大。2011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既有远虑，也有近忧，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民工荒的问题、高房价、高通胀、高成本问题等都成为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切肤之痛……

两会前夕，本报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辜胜阻，请他就目前社会矛盾和 “十二五”规划中的经济问题进行解答。

收入分配改革，如何改？

经济观察报：最近几年，收入分配改革问题都是国内民众关注的焦点，目前中国GDP总量已经做得很大，跃居世界第二，但贫富差距依然在拉大，你认为这其中问题出在哪里？

辜胜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增长较快，“蛋糕”逐步被做大，但“分好蛋糕”要比“做大蛋糕”更难。目前我国贫富差距依然在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没有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均衡共享。具体来说，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报酬比重低。据统计，过去十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GDP增长10%左右，但城乡居民收入只增长了6%-8%，政府在分配中得“大头”，居民收入只占“小头”。同时，资本所得也高于劳动所得。

二是收入差距大。有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上升到3.33∶1，基尼系数接近0.5，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扩大到15倍，全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的收入差距达到23倍之多，人均GDP最高的地区与最低的地区之比达13倍。

三是薪外附加重。据统计，目前搭载在工资上计提的“五险一金”等缴费项目有20多项，企业负担太多太重，客观上挤占了企业为员工加薪的空间。同样，工资被扣除一部分缴纳到各项基金中，员工实际到手的现金减少。

四是公共支出少。我国二次分配中未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比例，导致居民不得不增加医疗、养老和教育储蓄。公共支出少影响居民的消费预期，使得老百姓对未来消费有后顾之忧。

五是慈善捐赠规模小，导致三次分配调节功能有限。

经济观察报：收入分配改革会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各方面的利益调整，我们如何能在利益调整中取得关键性进展？

辜胜阻：分配制度改革是“十二五”最难的攻坚战，为什么“最难”，因为涉及企业、政府、劳动者三方的关系。因为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就必须降低政府所得在GDP中的比重，以及企业所得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政府现在降低比重很难，原先政府摊子铺得很大，许多支出是刚性的。总之，要提高居民所得，就要降低政府所得，降低企业所得，这就是目前最大的难点。

不过虽然是最难的攻坚战，但我们必须有决心改变当前“GDP一大步，财政收入两大步，居民收入迈半步”的严重不同步状况，通过政府减税、企业让利，联手推进收入分配关系合理化。具体来说，需要采取以下举措：

一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的协调发展。建立居民收入跟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所得与企业效益挂钩、工资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机制，要规范提高工资集体协商的组织化程度，为劳动者获取合法收入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

二要调节收入差距，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平衡垄断国企与一般国企、国企与民企的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国企利润的全民共享。要鼓励创业，积极引导农民工和大学生以创业带动就业，提高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壮大企业家阶层，使更多的创业者成为中等收入者。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调整机制，以及建立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

三要政企联手推进收入倍增计划，提高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政府要积极实施“化税为薪”或“提薪让税”，减少收费，为企业增加员工工资创造条件。要坚持企业自主分配与平等协商相结合。要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征和抵扣。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推进农村宅基地、住房、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贷款，将资产变为资本。要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

四要加大对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实现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要创新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模式，逐步向民间资本开放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五要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发挥其第三次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不足。

六要量化改革目标，提高改革政策的执行力。要完善有利于政府重视居民收入提高的政绩考核体系。要对居民消费率、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以及中产阶层比例分别设置科学、合理、量化的改革目标，明确推进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时间表，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进程。

经济观察报：我们毫不怀疑，市场力量推动力很大，但市场的力量会不会被政府的力量拖起来，导致收入分配改革阶段性出现放缓？

答：很多时候，一些事情是很难拖的。现在缺工人，从过去的无限供给到现在的局部短缺，接着可能会完全短缺，在这种情况下，用工荒就会提高农民工的“议价权”，“倒逼”初次分配的改革。比如农民工的工资在很快上涨，这就是市场的力量迫使初次分配在改变。但有些国有企业、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部门，初次分配可能就比较难一点。

用工荒，为何荒，谁在慌？

经济观察报：你上面也提到用工荒的问题，近几年来，“用工荒”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特别是今年，“用工荒”不仅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也表现十分明显，你认为出现“用工荒”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辜胜阻：出现“用工荒”的原因是复杂的，反映出当前中国劳动力时常出现的深刻变化。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从数量上看，我国农村劳动力总体上过剩，转移就业的压力依然较大，但供求关系上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目前我国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已明显减少，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格局正在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另一方面，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青壮年劳动力占比已经不高，未来青壮年农民工短缺的问题无法避免，这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空间已经很有限。

从结构上看，农民工阶层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最突出表现是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这一部分人占当前中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的比例超过60%，已经是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一方面，他们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有更多的期盼，特别是在择业观上对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发展机会及文化生活等有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企业在用工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偏向。许多企业更倾向于招收二十岁左右的单身青年男女，这在客观上限制了劳动力的供给，从而加剧了劳动力短缺。

从比较收益上看，农民工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比较收益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一是随着西部大开发及中部崛起战略的持续深入推进，中央和地方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的投资力度，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力度也逐年加大，为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二是当前东、中、西部的农民工工资待遇差距已经逐步缩小。三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和贯彻落实，农村的福利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工流向东部就业的机会成本。四是进城农民工长期以来的劳动与所得、经济贡献与利益分享失衡,特别是农民工大规模异地流动带来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等沉重的社会代价也让农民工在选择工作地点的时候会重新评估。

经济观察报：除了上面提到“用工荒”会导致收入分配方式转变，你觉得“用工荒”还将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辜胜阻：“用工荒”的出现并呈常态化和深化发展的趋势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挑战，将成为倒逼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成为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如果把过去从低收入国向中等收入国的转变称为第一次转型，那么在未来的10年乃至30年，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第二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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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次转型中，以农民工为主要代表的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第一次转型的重要因素。农民工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伴随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推进而出现的一个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量大、质弱、价廉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中国在实现第一次转型的过程中客观上形成了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报告表明，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如果说近似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是中国实现第一次转型中的巨大发展优势，那么显然，在推动第二次转型的道路上，“用工荒”的出现和持续发展意味着这一优势正在弱化。从当前的调查统计数据来看，“用工荒”已经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正在逐步消失，长期以来过度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维系。因此，未来“十二五”时期顺利推动中国实现第二次转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改变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找准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和创新驱动。

经济观察报：你讲到“用工荒”将成为倒逼发展方式转型的最大推力，你认为“十二五”时期政府应该怎样因势利导推动转型呢？

辜胜阻：“十二五”时期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第二次转型的关键是要探索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为此，一要使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要始终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二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行业，培植新的经济增长源，实现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的转变，在全球价值链上提升竞争力。

三要扩大居民消费，鼓励民间投资，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四要实施积极的城镇化战略，使城镇化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