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宋馥李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长期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今年“两会”上，他联合其他政协委员提出一揽子建议，包括将收入分配的相关指标列入各级政府业绩考核体系；缩小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强化和改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大幅度提高劳动收入在财富分配中的比重；深化矿产资源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加快城市化进程等。
提高初次分配的公平性
经济观察报：建立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了，你认为当前的突出问题是什么？
蔡继明：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过低，是当前突出的问题。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
另外，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过低，中国的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
经济观察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蔡继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首先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并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其次，城镇就业的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仅相当于城镇职工月平均收入的73.5%；劳务派遣工的工资收入普遍低于正式工，有的仅为同岗位正式工的一半左右。
再次，行业之间工资收入差距过大。国际上公认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加以调控，但我们有的行业间差距已高达10倍。
最后是公务员收入与普通劳动者收入之间的差距过大，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而世界公务员平均工资是最低工资的2倍。
经济观察报：个税起征点的上调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收入分配问题？
蔡继明：我认为，不但要强化和改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而且要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第一代富翁已经大都面临财产继承问题。欧洲、美国以及日本在经济不发达时就开征了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时，已将遗产税列入，中共十五大也提出要开征遗产税，但至今仍未付诸实施，以至我国财产基尼系数远远大于收入基尼系数。
通过上述二次分配，可以使初次分配形成的基尼系数至少降低5个百分点，而不是相反进一步扩大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经济观察报：你的建议中，最核心的就是将收入分配指标纳入政府业绩考核体系，建议的初衷是什么？
蔡继明：将收入分配的相关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和各级政府业绩考核体系，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和体制决定的，只有这样，才能快速改善我国收入分配面临的严峻形势。我提出了一个目标。首先，应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将基尼系数降到0.45以内，到2020年再降到0.4以内。其次，应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的增长不低于5个百分点，2020年将这一比重恢复到50%以上。再次，要确保财政支出每年用于民生福利部分的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3-5个百分点。最后，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工资差别缩小到3倍以内，保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至少不再继续扩大。
经济观察报：政府财政收入越多越好，看起来没有问题，它是如何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
蔡继明：这其实就是个此消彼长的问题，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用于行政费用的支出占18%之多，这还不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费用的支出。这相当于美国9%的2倍，法国6%的3倍，日本近3%的6倍。
而政府能否将国民收入这块大蛋糕一分为二时向居民倾斜，这取决于政府能否稳定公务员工资和非工资性收入，压缩行政性开支，有效地解决“三公”问题，还取决于政府能否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的方向，把财政支出更多地向弱势群体倾斜、向民生倾斜。
调整东西部经济失衡
经济观察报：深化矿产资源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是如何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
蔡继明：这能够调整我国东西部的经济失衡，也同样是收入分配的调整。我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过低，这不仅造成了对矿产资源过度开发和浪费使用，而且使得西气东输、西煤东运、西电东送、西油东流等工程无助于缩小反而会扩大东西部居民的收入差距。
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大幅度提高矿产资源价格水平，绝对补偿费（可确定为5%左右）归中央政府，级差补偿费（15%左右）归地方政府，使西部的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经济观察报：我们注意到，您在提案中提到，可以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方式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如何理解？
蔡继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所以不断扩大，以至于三农问题始终成为党和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本的原因就是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
从“十二五”时期开始，必须首先解决中国的“半城市化”问题，这意味着要以平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基本解决4亿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进城和落户问题，使他们享受与城市原有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
同时，允许和鼓励农民自主推进城市化，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