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健芳

　　去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就收入分配问题进行多次调研，于是我们借全国“两会“期间采访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原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贺铿，请他谈谈收入分配改革面临攻坚问题

抓两头保中间

经济观察报：收入分配问题为什么是当下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贺铿：我讲过一句话，收入分配已经到了极不公平的边缘，从好多数字来看都到了很难容忍的地步原因很多，但我感觉最重要有两个：第一个我们在改革开放相当长一段时期，从理论上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把效率问题看得过头了；第二，因为中国经济其实是比较落后的，我们各级领导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发展上，追求GDP上，对于收入分配方面注意不够。我曾经到珠三角做调查，对一些市里的领导就很不客气的说，你作为基层的领导，当劳资双方发生矛盾，一屁股就坐在资方那边。五六年前我在东莞，看到一个农民工月收入就六百块钱，但他们需要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生活条件真的十分艰苦，各方面看了令人心寒，对这些问题我们很多基层领导都是视而不见。

现在中央特别重视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这个目标，我想慢慢会有办法解决的。

经济观察报：我们发现，对收入分配，不仅仅是收入低的人不满意，很多企业主也不满意，你怎么看待此现象？

贺铿：让所有人都满意是挺难的，拿我们这种收入的人来讲，也不是太小的干部，收入也不是很低，但我经常听到我们这个层次的人很多怨言，为什么呢？就是这几年来，很多人没有加工资，很多人从这个角度不满意。还有，虽然收入分配改革采取了一些办法，但每个办法都是要钱的，中国财力就是这么多，一次给离退休干部加百十块钱，全国要多少钱？因此很难一下子就做到谁都满意。

经济观察报：如果从政府机制上讲，我们收入分配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是哪些问题？

贺铿：限制高收入，提高低收入，规范公务员的收入。要抓两头保中间。

高收入一定要限制，我听说一些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的高管年薪达到几百万、几千万的，听着有点吓人。

我们一定要注意对低收入人群提高工资。比如我们对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不要觉得那么可怕，去年涨价因素70%是食品涨价，食品不涨价，几亿农民收入怎么上去？一个城市职工去买菜，十块钱把今天的菜就买回来，尖椒十五块，二十块你很心疼，可是农民怎么办？不过，农产品涨价同时，要注意对城市里最低工资的人给予补助。

同样的，不同地区，为什么公务员同一个级别收入差那么远，同样是公务员，同样一个级别干同样的事，甚至更辛苦一些，这就是非常不规范的事情。而且，规范公务员收入是有带动效应的，当官的一规范了，事业单位就跟着来了，企业也跟着来了。

经济观察报：目前你觉得哪项改革的阻力大一些，哪些改起来更容易一些？

记者：社会保障应该说阻力相对大，首先把社保搞好，比如说社会保险不能接转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大家认识到这种保险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两个同步”还不够

经济观察报：现在“十二五”规划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提出两项“两个同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我们能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贺铿：两个同步是必须要达到，但我觉得还不够。比如居民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这个是不够的，我认为，在“十二五”期间，居民的收入增长应当适当高于经济增长。为什么呢，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在GDP当中，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一年比一年低，这也就是说收入分配当中，劳动报酬占GDP比例逐渐减小，逐渐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劳动者收入增速赶不上经济增速，现在政府要把这个慢慢调整过来，必要做到劳动者收入适当高于经济增速，通过十年、二十年把这个情况调整过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决收入两个同步，甚至让居民收入高于经济增长，恐怕也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但是一定要做。

经济观察报：就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以及三次分配问题，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发改委做过一个方案，政府只是打算在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上做出调整，不准备在初次分配大动干戈，你如何看待这个事情？

贺铿：初次分配政府所能采取的手段是有限的，但是不动干戈是不行的，要动什么干戈？第一就是要提高最低收入的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尽管企业家可能不满意，但是这是要做的。第二对于一些利润较薄、但容纳劳动力多的企业，进行有选择的、阶段性减税。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一是提高了工人的收入，二是减低了企业家的成本。

经济观察报：你意思是说使用财政手段促进公平？

贺铿：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我在很多场合都讲一个观念，货币政策是要保障经济增长，财政政策主要功能是促进社会公平。比如农村发展落后，我们要把支撑的重点放到农村；西部中部发展滞后，我就要用转移支付的办法向西部中部转移。政府不要老用财政资金搞建设，而是让更多的社会资金去发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