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文

卢沟桥事变，是现代中国的重要转折点，抗战爆发，而国共力量的对比格局也从此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仅以当时的国民政府而言，西迁造成现代化建设中断，贪腐蔓延与民生多艰激化社会矛盾，亦可从1937年找到源头。值得关注的当然还有，抗日激发民族主义，影响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整合。

戴安娜·拉里 《中国政坛上的桂系》的完整译名，实际上应为《地方与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坛上的桂系》。该书探讨的是李宗仁领导的桂系，从统一广西到被凝聚在抵抗外侮旗帜下，坚持的是地方主义，还是民族（国家）主义？

以1937年为界，自然有其深意，用拉里的原话表述：“1936年广西自治地位的丧失，意味着桂系作为一个独立地区派系的终结……不到一年时间，中国与日本交战，桂系领袖从国民政府顽强的对手变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政府的保卫者。”在1937年之前，虽然名义上归国民政府统领，但广西一直是个高度自治的省份。李宗仁与蒋介石的关系，是民国时期各路派系与黄埔中央军共有纠葛的缩影。说起来，位于广西一隅的李宗仁，是地方派系中最具实力者，他后来不仅攀上可能有的最高位（代总统），也坚持到国民党兵败的最后一刻。

《中国政坛上的桂系》成书在30多年以前，那时民国史的研究还不像现在这么热络。本书对桂系研究具有开创之功，中文版的面世稍嫌迟了些。《剑桥中华民国史》对桂系的书目援引，主要即来自这本书和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剑桥中华民国史》称本书“研究主要军阀集团中的一系，对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的性质提出了敏锐的见解”。

非主流桂系，稳定发迹

李宗仁的崛起，印证了“乱世出英豪”的古谚。他25岁时，还是如此没见过世面，以至于第一次在广东看到蒸汽机时，吓得几乎要发疯。此时，他已经是一个排长。更早些时候，他智力才能不过中人，理想是在家里养鸭子。出身农民的他，家境不能算好，所以17岁进入广西陆军小学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机遇——免费的军校，是很多贫穷又想受教育的孩子共同的选择。那时有谁会预判到是他们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近现代的命运呢？所以李宗仁发迹之后，总觉得“自幼异于群儿”的名人传记都是杜撰。

“考察桂系三个创建者（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早期生平，还有在30年代替代了黄绍竑的黄旭初，表明他们的社会、经济出身以及教育背景有着相当大的一致性。这一相似之处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三人之间存在着几乎平等的关系，他们的出身和所受教育的同等不允许三人中的一人凌驾在其他人之上。”《中国政坛上的桂系》称，他们的社会和教育背景甚至与桂系中二流领导人也相同，这就给桂系又增加了稳定性和持久性。

除了出身农村，将桂系联系在一起的教育纽带主要是广西陆军小学和保定军校，他们中间几乎没有在日本或黄埔军校受训的军官。在混乱的军阀割据罅隙，李宗仁和这些并非主流的军校同窗，居然奇迹般的一路飞黄腾达。枪杆子是其安身立命之处，让他在载浮载沉的军政生涯中，始终能觅得自己的根据地。广西是他们的大本营，与白崇禧、黄绍竑（后来是黄旭初）一道，桂系将这里建设成了“模范省”，和阎锡山的山西齐名。

但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仅1924年晚期，军方就发行了实际上无保证的纸币50亿中国元，用于军事和非生产用途——当此时也，李宗仁击败“老桂系”军阀陆荣廷，自身的“新桂系”开始新一轮的搜刮。

对于民国长期的军人专制，拉里的批评不留情面——军人专制在经济上的后果有很大的破坏性，维持庞大的军队耗竭了经济资源。军人专制盘剥百姓，需要大量征兵，供应给养，提供运输。更为严重的是不可避免的内战，“一个军人的系统需要有大量的军队以确保其生存。在各自独立的指挥之下，大批军队的存在造成了要开战的压力……只要敌手有着大量军队，就没有军人会解散军队……在农村社会已没有地方安置他们，他们只会成为土匪，与军人一起挨个地压榨平民百姓。”

桂系也未能免俗地经历了这样一段血腥的“原始积累”阶段，然后在广西拥兵自重，于南京国民政府鞭长莫及之处，开始自治建设。他们的成绩似乎比大部分军阀 （变身革命政府的地方首脑）都要好，与党中央的关系，也呈现出效忠与疏离交织的复杂性。

地方主义的桂系和国家主义的桂系

对民国初年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拉里的论述颇为经典。她说：“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认为，地方主义只能是一种权益之计，达不到哲学话语的高度。他们会对其暂时加以利用……但他们还是鄙视地方主义的。控制地方权力者采取的也是这样一种模糊的态度，他们会利用地方意识，但从不将其当作最高的目标……他们也想有更高的方面批准其地区的独立。他们开战是为了护法、护国。他们不停地谈论国家的统一，召开重新统一的会议，并为控制国都北京相互争夺。他们还要北京时任的统治者批准其得到的头衔。”

等到统治者定都南京，军阀割据的局面表面上似乎终结，但暗地里的较劲仍在继续。刘文辉在西康一直暗地里反蒋，而李宗仁的桂系，即便在抗战与国共内战期间，与蒋介石亦存二念。蒋介石当然可以指责其他派系离心离德，但其他派系何尝不可以抱怨蒋介石更重用黄埔系？这些靠枪杆子起家的领袖，每人都怀揣着自己的小九九，他们太清楚军权的重要性。

有一次，我去位于台北中山南路的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参访，与馆长邵铭煌聊天，不知怎么提及那本大部头的回忆录。邵铭煌说：李宗仁的回忆录，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我能找出一百多处。我进一步追问，他又语焉不详。政治人物的回忆录，不可尽信，必有矫饰之处。这几乎可以通过常识判定。但邵铭煌的态度，更多体现的是，尊蒋学者对李宗仁和他所代表的桂系的不谅解。李宗仁对老蒋又何尝不是如此，虽然在口述时仍以“委员长”相称，但对其评价无疑甚低。

拉里认为，作为民族（国家）主义的政治建立者，国民党无法向各种民族主义者证明，只有它才有领导国家的能力。它未能完成民族主义最关键的保卫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的任务，最终，民族主义的领导权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这是1937年之后若干年的事情了，但即便在日本真正发动侵略、中共还不是重要政治力量之前，拉里仍认为，国民党作为民族主义者就处于弱势。

“其他集团也可以强调民族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甚至被认为破坏国家统一的地方军人势力也可以这样做……发展出了一种关于忠诚层次的看法，由此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可以共存，只是作为忠诚等级中不同但又相互依赖的具体层次。这一将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看法的主要提倡者就是桂系，他们还将地方主义与军人专制联系在一起，作为他们实现地方重建最有效的手段。”不过，拉里并不认同桂系的这种说辞。她认为，当地方主义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存在，并受到占上风的军事势力支持时，该地区就很难对一个统一国家的重建做出贡献，因为其存在会阻碍统一国家的出现。

拉里说，实际上，地方主义不为国家效劳，还在面临外来威胁时造成了地区间的争夺，使得国家衰落。只要国民党统治的中国仍因地方军人控制而处于分裂状态，没有出现趋向统一的真正动因，那么任何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就都得不到重视，其创造性的能量发挥不了作用。——无论我们对民国时期的“联省自治”或“根据地”给予多少赞词，拉里的判断较他们无疑更接近现实。只是，虽然军阀及革命者割据的局面需要整治，统一具有正当性，但亦需进一步追问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又是谁？寻求统一者恰恰是当初以革命名义造成国家四分五裂的元凶。

胜利者历史书写的神话

该如何评价李宗仁及桂系？这可能和评价蒋介石一样困难。近来的史料发掘尤其是蒋介石日记的公布，让学界对蒋介石的好感陡然升高了很多。但杨天石等学者对蒋介石的评价，依据的资料似乎单一了些，尤其是这些材料更多出于蒋介石个人的手笔。如果按照李宗仁和同时代很多其他人的评判，结果可能又有不同。

李宗仁同样会向我们呈现两种面孔，很多时候，人物形象的塑造取决于历史是由谁来书写。拉里在本书的结尾是这样说的：“桂系不是一群盲目的军阀。其成员经常头脑不是很清楚，有时也很狡诈，但他们不是骗子。”

谁是骗子呢？当革命者四处游说，宣扬意识形态所能形塑的未来愿景，用暴力流血的方式换来天下大乱，直接间接死于革命与战争的平民就以千万计，他们是不是骗子？或者说，他们也是被一种主义所蒙骗？

唐德刚在做《李宗仁回忆录》的时候，并非有言必录。“他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这里说的是大事，并不意味着李宗仁有意说谎，很可能只是囿于个人史识的局限。至于李氏叙述亲身经历时，有错误或可疑之处，唐德刚则通过注释方式加以说明。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唐德刚的这种撰写口述的方式——因为，后人对历史的认定，常常依靠的是胜利者撰写的神话。何妨保留李宗仁自认的史实？最多你只需在文下加注。

李宗仁崛起的时代，虽然信息充满意识形态的偏见，但较前代已更为庞杂广博。仔细梳理，即不难发现革命者们的短板。李宗仁也曾受惠于陆荣廷，却又与孙中山大元帅府取得联系，革陆荣廷的命。这种以利益为标的的重新站队，在李宗仁身上发生多次，也是彼时军阀与革命者的通病。后人对这些军阀与革命者的评价，充满混乱的价值准则。你如何把孙中山派兵协助张作霖讨伐直系北京政府的行为，与其他军阀间的混战区隔开？对桂系的反复无常，我们也只有傻眼的份儿。一切其实仍遵循的是“成王败寇”哲学。

晚年接受唐德刚采访之后，李宗仁还特地强调：陆荣廷的十年统治，虽无赫赫之功，然亦无大过可言……不特对士大夫甚为尊重，对传统道德规律也颇知敬畏，不敢过分越轨……以陆荣廷的治绩与后来蒋先生标榜革命的省政相较，则陆氏实颇有足多者。——如果此言属实，则辛亥革命以降，庶几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不过，讨伐陆荣廷的李宗仁，自那时起，大抵站队正确，完成了从军阀到革命者的转捩——与蒋介石的不睦，只是革命者内部的争吵而已。虽然1949年流亡美国，但最终他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无论如何，李宗仁不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甚至最终仍站在了胜利者这一方。所以历史一定程度上仍由他（也包括蒋介石）——而不是由彻底失败的陆荣廷来书写。

但最终的胜利者是共产党。拉里说，共产党不是地方主义者，但“地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认同意识并没有消失，甚至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还得到鼓励。但……地方意识是文化的，是组合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力量，被纳入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之中。”——此已是1937年后十余年的事了，李宗仁虽然最终回到了大陆，但这一切基本已和他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