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甚至不能找出一个统一的中国概念，通过不同的镜头，你看到不同面孔的中国：它可能是民生仍旧艰难的农村，也可能是上海的金融中心与华丽的太平洋百货；它可能是在过时的体制中感到压抑的中年人，也可能是奔放的街头红发少年……

过去25年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纯粹的经济的历史。其他领域，不管是政治还是社会心理、文化变革都是经济变革的副产品，经济指标成为惟一的衡量标准，对于物质的渴望与焦灼充塞了这个民族的想象空间。2003年，这种情绪仍在延续。

2003年4月爆发的SARS危机，让生活在此年的中国人显然有些迷惘。在一个仍拥有9亿农民、充满传统社会因素的国家里，包围着我们的是一种后现代感——飘在眼前的是种种碎片，我们不知道它们彼此间是否存在关联。

这一切迷惘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强烈渴望：在一个旧传统日渐衰微的时刻，如何创造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来描述与解释已经变化的社会、经济生活结构。

但我们仍愿意将2003年视作一个转折年份，因为我们需要将自己的迷惘明确化，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哲学与价值观，需要看待自己与世界的新角度，需要新的观念革命。这些渴望在过去25年中逐渐积累，我们却从未真正寻找到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