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启越 当年，面对呙中校的《深圳，你将被谁抛弃》一文中质疑，深圳政府官员的回应是“如果要抛弃的话，深圳做不好，只能是自己抛弃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抛弃”。如今，深圳将8万所谓的“治安高危人群”清出深圳，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我抛弃的举措。它抛弃的不仅仅是8万人，而是一个移民城市所必须的包容精神。没了包容，这所城市将沦为末流。

我们是否对深圳太过严苛？因为在对待外来人口和官方利用“有罪推定”原则划分出的“高危人群”上，深圳此举措并非第一家，首都北京就利用围墙和摄像头的“封村模式”对外来低收入阶层表示“北京不欢迎你”。在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上，政府的行政性措施已经不是个案。而且深圳也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这座城市将于8月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清理运动是为了满足体育赛事的安保要求。但是相较于其他类似的城市，深圳让我们受伤更多，这就如同我们发现自己最宠爱的孩子犯错一样。

这座当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城市本身就是移民城市，是全国唯一一个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倒挂的城市，其1000多万人口中，户籍人口不到200万人。正是外来人口的涌入，让当年的小渔村变成了如今的大都市，如今深圳的几大领头企业万科、华为等的创业者，都是外来人口，深圳让人羡慕的活力也来源于此——无数的移民从底层打拼、奋斗，为了自己的梦想，也成就了深圳这个创新创业之都。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实际上是深圳对自己过去的否定与背叛。一句话，深圳，外来人口你伤不起。

深圳的官方可能怒斥我们“乱扣帽子”，因为他们要清理的是“高危人群”，并不排斥外来人口，比如在其“十二五”规划中，就明确地提出落实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孔雀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力争引进50个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团队、1000名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和10000名以上国内高层次人才。我们并不认为深圳想成为精英城市有什么错，而作为政府，拥护一个群体的同时，打压另一个群体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每个城市不欢迎对社会和公众可能产生危害的群体。但深圳定义的“高危人群”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满足条件的无非是，有犯罪前科的、从事非法行业的，甚至无正当工作的、昼伏夜出的、被群众举报的等等都被列入“高危人群”。想几十年前，那些凭一腔热情奔赴深圳的创业者，基本上都是无正当工作的，甚至是社会的边缘人群，按照这个定义，当年深圳的创业者，基本也可以划为“高危人群”。

另外，无论是北京的“封村运动”还是深圳的“8万人清理行动”，都存有明显的法理缺陷。地方政府不能妨碍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深圳要打造成精英城市也没问题，政府可以用高房价、高就业门槛、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让非精英者逃离城市，但不能用公权力将他们直接驱逐；另外公权力应该对违法者依法进行处罚，或判刑，或劳动教养或拘留等，但绝不能未经法律程序，就对民众做“有罪推定”，直接扣上“高危人群”的帽子。

深圳为什么让我们受伤更多，是因为深圳是我们寄予很多希望的改革试点城市，这个城市不仅仅是经济特区，还应是政府行政改革和社会管理等改革的试点城市。在我们的设想中，这个城市不应该有藐视法律的官员，不应该有粗暴执法的警察，应该有人性化的社会管理条例，应该有制约公权力的监督机制。但是现在看来，很让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