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勒比的愁容骑士
导语:胡安·博施终究只当了七个月的总统,却留下五十多部著作,成为拉美文学地图上一颗耀眼的坐标。权力终究是暂时的,思想却可以永恒。在这个意义上,文字战胜了政治

吉力/文

 

1930年,一场罕见的飓风袭击了多米尼加共和国,死伤惨重,幸存者遭受着瘟疫的威胁,都城圣多明各的上空为焚烧尸体的黑烟所笼罩。比天灾更悲催的,是源起华尔街的经济危机,糖价飚跌,重创了这个加勒比海小国的脆弱经济;比糖价飚跌更悲催的,是特鲁希略·莫利纳将军依仗淫威、通过舞弊手段成功当选该国总统,他以国为家、自封圣贤的荒唐事迹,实在比拉美文学还要精彩。

这就是多米尼加青年胡安·博施从欧洲游学回来后,看到的满目疮痍的祖国。胡安·博施于1909年出生在一个西班牙移民的家庭。得益于家中的藏书,他自小熟读西班牙文学经典,在热带的海岛上想象卡斯蒂利亚高原的广袤平野,想象正直高贵的勇士熙德,或是屡败屡战的愁容骑士堂吉诃德。受这些西班牙英雄战斗精神的感染,血气方刚的博施不满足于做一个文学青年。他的文笔能写出细腻动人的故事,也能露出犀利锋芒,写杂文抨击时政。文字是用来揭露事实的,而不是用来遮掩事实的。就像堂吉诃德拍马举枪冲向风车一样,博施用文笔挑战强权,因而吃过几个月的文字狱。当他闻知特鲁希略有意用官位收买他时,却选择了出境流亡。

曾被美国国务卿赫尔盛赞为“中南美洲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特鲁希略把多米尼加共和国变成了他的王国。圣多明各被改名为“特鲁希略城”;邮票和市镇的大小广场上,遍布特鲁希略大元帅的形象;这个国家的白糖、水泥、面粉、春药、连锁妓院、航运公司……都使用同一个牌子:特鲁希略;特鲁希略的儿子尚在襁褓之中就被授予上校军衔;特鲁希略开动专政机器消除异己,一旦机器失灵,背后还有强大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胡安·博施在海外一边创作小说,一边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甚至在古巴参与策划了一次打回老家去的军事远征。虽然在敌对势力的重重阻挠下,起义队伍出师未捷,武器被古巴当局悉数没收,博施还是没有放弃战斗的决心。在流亡途中,他也结识了来自拉美各国的同道友人,其中就有切·格瓦拉。他们聚在一起喝啤酒、骂暴君,也思考着美洲的宿命:难道拉美在摆脱欧洲殖民奴役后,注定要沦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后院吗?

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改变了美洲的权力版图,博施预见到一个革命年代的到来。他给特鲁希略去信说,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治使命已经终结了。1961年5月,已经失去美国政府支持的特鲁希略遭暗杀身亡,留下了9600根领带、2000套西服、存放在瑞士银行私人账户中的5.3亿美元存款,以及一整个国家。在外漂泊二十多年后,胡安·博施终于重回祖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中,博施顶着被无端指责为“亲苏分子”的压力,击败保守势力,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很多多米尼加人至今还很怀念胡安·博施总统当政的那段岁月,认为那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开明进步的一个时期。博施将他多年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农村土改、增加工人工资、推动出台一部照顾到社会上各个弱势群体权益的新宪法。博施总统虽多年在外,乡音未改。他在小说创作中描绘自小熟知的乡村世界,将最富多米尼加味的口语词汇运用自如,也能将这些土话用到他时常发表的电台讲话中。他就像一个和蔼的老师,用最通俗的方式向民众解释政治思想,让目不识丁的人也能理解政府的所作所为,让他们明白,每个人都是公民,这个国家是属于全体公民的。

胡安·博施只当了七个月的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他甚至都没顾得上领取第一笔工资。

他的新政激怒了在特鲁希略时代过着幸福生活的既得利益集团:大庄园主、天主教会和军队,以及唯恐出现第二个古巴的美国政府。1963年9月,维辛伊维辛上校发动政变,军人们很快掌握了政权,军政府迅速得到美国的承认,胡安·博施在军官的押送下再次走上流亡之途,栖身于波多黎各。

在革命失败的阴影中,博施与同样流亡海外的西班牙哲学家玛丽娅·桑布拉诺通信。桑布拉诺为他经历的悲剧,为拉美革命的多舛命运抱憾不已,而博施则以弟弟的口吻告诉桑布拉诺说,不管她在何方,过得怎样,她的光芒都照耀着他继续走下去。此时,在加勒比海的另一个岛上,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艰难行进,切·格瓦拉准备告别古巴,开始下一段征程。也是在这个时候,热心向往左翼革命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墨西哥城酝酿着巨著《百年孤独》的腹稿。他曾承认,在文学创作上,他把胡安·博施奉为自己的老师之一。

军事政变仅仅两年后,海岛上空的政治风云再次激荡,同情革命的青年军官发动起义,民众涌上街头,要求恢复胡安·博施的合法总统席位。传奇的是,这场起义的发动者,正是两年前负责把博施安全送出国境的卡马尼奥上校。见后院起火,美国政府一面派海军陆战队亲往镇压,一面将博施强行限制在波多黎各境内。博施在愤怒中瞪圆了他的蓝眼睛,清瘦的身形更显孤独。

此时有记者通过电话问他:“你是美国的敌人吗?”“我是美帝的敌人,不是美国的敌人。”博施回答说,“任何一个读过马克·吐温的人,都不会与美国为敌。”

在外国占领军的监视下,多米尼加共和国重新进行总统选举,虽然胡安·博施获准回国参选,他清楚地预料到,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获胜,军事政变的闹剧仍会重演。最终他在竞选中失败,再次离境走上流亡之途。此后虽然他数次尝试重回政坛,终究玩不过惯使阴招的职业政客,七月执政,遂成传奇。

流亡成了胡安·博施生命的主题。且看他的小说作品的标题:《流亡前短篇小说集》、《流亡期间短篇小说集》、《续流亡期间短篇小说集》……在这最后一次流亡途中,他的文笔更为深沉,写出了他最重要的几部论著,如《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加勒比,帝国的边界》。博施指出,自哥伦布登陆西班牙岛的五百年来,加勒比海一直是西方群雄逐鹿的重要战场,也是物产丰富的殖民地,由此形成加勒比诸国文化各异、语种繁多、人种构成极为复杂的现状。这五百年是帝国争斗的历史,也是加勒比诸岛上所有不甘为奴的人反抗压迫、追求独立与自由的历史。他要唤醒这些色彩斑斓的族群的民族意识,他们毕竟有着共同的根源,分享共同的命运。

四百年前,孤独的塞万提斯终究没能实现远赴美洲的理想,却留下奇情异想的《堂吉诃德》,塑造了后世多少英雄的精神气质;毕生满怀政治理想的胡安·博施终究只当了七个月的总统,却留下五十多部著作,成为拉美文学地图上一颗耀眼的坐标。权力终究是暂时的,思想却可以永恒。在这个意义上,文字战胜了政治。(本文作者现为墨西哥学院访问学者)

加勒比的愁容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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