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文

这个悠长的春天，全球的制造业公司都无法欢快度过了。因为日本大地震，目力所及的制造公司们纷纷调整自己下一个季度的销售预期。

 

 

最先被感染上悲观情绪的是中国汽车制造业。自日本地震以来，张房有常常寝食难安，作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广汽的董事长，他深知日本在全球汽车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这个坚固的环节一旦遭遇创伤，广汽所受的伤害不言自明。他向媒体表示，由于日本地震，公司5月份的产量将会下降30%左右。

 

 

这种情形也同样适用于代工之王富士康，因为日本供货不足，公司第一季度的利润已经减少了30%，而下一个季度能否振作起来，还只是个未知数。缺乏零部件，富士康的流水线随时可能停转。

 

 

不仅如此，在这个浩瀚的地球上，还有无数人关心着日本的命运，他们的关注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自身的审视。在美国，他们是丰田美国工厂以及焦灼等待丰田零部件的通用汽车的员工；在马来西亚，他们来自佳能的相机代工厂，他们担心产品不能迅速销往世界从而影响自己的收入；在台湾，最焦急的是仁宝、广达为代表的电脑制造商……

 

 

突如其来的大灾难让人们震惊的同时，也让人们惊讶地发现，日本人精心打造的产业链已经遍布全球，与当地经济血肉相连。一旦骤然地抽离，不仅会感受到巨大的疼痛，也会让人慨叹，原来我们对日本已经依赖太深。

 

 

而直到今天，我们对日本的理解依然停留在表面，我们常常把缺乏创造力、经济发展缓慢、死板僵化这些灰色的词语放置在日本的上空，而日本人自己也并不辩驳。日本年轻的评论人加藤嘉一告诉我，这源自日本人自卑的心理特征，“即使我们没那么危险，我们也时刻担心明天。”

 

 

如果说日本人掩藏实力是出自自卑心理，那么，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对日本商业研究的忽视则是被傲慢无知的情绪所左右的结果。

 

 

失落的日本？

 

 

1962年，日本经济刚刚起飞，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看一看日本”的文章，一向严谨的英国人不吝用各种溢美之词来形容这个刚刚崛起的国度，譬如生产力高、劳资关系融洽，等等。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日本人自己却保持着挥之不去的悲观情绪，他们担心经济的迅速发展只是虚高的表象，他们甚至把成功描写成迎头而来的痛击，他们担心泡沫崩溃，焦虑于看不清自己的财富到底意味着什么。

 

 

同样地，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人宣称自己进入“失去的十年”，经济缓慢增长，甚至出现停滞，长期低迷的状态让人们情绪低落。和三十年前不同，这一次，西方世界似乎认同了日本人的自我评价，《华尔街日报》长篇累牍地描述日本商业的困顿局面，直到现在，他们依然花费大量笔墨，企图让人们相信这个国家从经济上来说已经沦为二等国家，这个国家的商业模式已经走向没落，一如明日黄花。

 

 

问题是，外界对日本的了解是否只是纸上谈兵？我们是否忽略了他们沉默外表下的强大力量？在所谓的“失去的十年”中，日本公司早已经巧妙布局，步步为营，占据了大部分产业最重要的环节。老牌企业日立公司几乎放弃了在家电市场获取利润的战略，转而征战日本和中国的基础设施、重工业以及核能领域。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慷慨地投入四万亿人民币用来推动GDP的增长，日立抓住机遇，为重庆、武汉等中国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设备和能源技术，到2009年，这家公司已从这些项目中赚取了上亿元人民币的利润。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企业索尼和松下，在所谓“失去的十年”中，销售额不仅未见减少，反而大幅度地增长。1992年3月期结算时，索尼的销售额约2万亿日元，松下约5万亿日元，在2001年3月期结算时，索尼的销售额已达7.3万亿日元，松下则是7.6万亿日元。

 

 

日本的核心零部件生产商更是力量强大，就像长城一样，把海外竞争者隔绝在荒蛮之地。鲜为人知的日本美蓓亚株式会社是全球最大的轴承生产商，全世界的飞机当中，有90%都在使用美蓓亚提供的轴承。还有一家名为阿尔派的公司专门为汽车、照相机和其他工业设备生产配套的微型电子设备，通用汽车公司前任总裁曾经意味深长地说：“95%的通用汽车都离不开阿尔派的产品。”

 

 

这些显形和隐形的行业冠军们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凭借过人的技术与商业嗅觉侵吞着世界商业版图，赚取高额利润，说日本“失落”未免有些武断。

 

 

更容易让人忽视的是，由于全力打造核心技术，而把“瀑布”的下游传送到海外，原本应计入日本国内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被算到了产业链的下游国度，让很多人误以为日本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相反，如果我们以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这个国家依然保持着每年百分之十几的迅猛增长。失落的，到底应该是谁呢？

 

 

日本著名的制造业研究专家藤本隆宏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比喻，日本在全球的商业布局是一种 “雁行形态”：本土企业为雁头，掌握最上游的产品和技术；其次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主要为日本技术做配套；最后才是中国大陆地区所扮演的“雁尾”角色，为日本制造业做组装，处于产业链的最下游。当我们的GDP数字飞速飙升，甚至超过日本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干日本人不愿意干的活儿，仅此而已。

 

 

东方经济学

 

 

这样的结论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警示：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拥抱西方经济学，认为其理所当然地适用于一切市场和国家，而忽略了日本这种以制造业为基础、以金融业为助力、具有东方性格的商业模式。

 

 

长久以来，西方经济学更像是数学专业的一部分，从保罗·萨缪尔森开始，数学与计量模型的大量运用，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者们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训练解题技巧和建模技术，他们忽视了经济学知识和思想，及研究现实问题的能力训练，他们忘记了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国富论》、《资本论》都是任何一个认字的普通人都能看得懂的书籍。

 

 

当然，用数字来阐述经济学有着深刻的商业根源，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制造业不断向着亚洲国家转移，他们不愿意再从事利润微薄、工序简单的产业，而是热衷于利用金融衍生品来赚取财富，“钱生钱”成为每一个人的信条。因此，对美国经济学家来说，如何通过复杂的模型和数字来获取膨胀的财富才是他们的第一要务。

 

 

日本的模式则截然相反，“雁行形态”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商业模式，它不仅能赚取利润，更能保证经济稳定发展。

 

 

另一方面，在经济活动中日本政府机构扮演的角色，其权威并不表现在干预，而是接纳私营企业共同参与决策，分享权威，共同寻求并完善一种机制。市场经济的通病是各个私营企业各自为政，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缺乏整体目标。而日本的这种机制力图克服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明确国家发展的目标，政府机构与私营企业相互协作，相互促进。日本模式是有史以来，为了实现明确的发展目标而实践最成功的战略。不仅是日本，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在复制了日本的战略后，同样取得了成功。

 

 

在纷繁复杂的经济世界里，毫无疑问，日本坚持了一种最为保守，但是又充满激情的生存理念，我在《日本商业四百年》中，将这种精神概括为武士和儒商的结合，积极进取的态度，稳健的作风，加上对诚信仁义的贯彻，这或许就是东方经济学的内核。（作者系日本问题研究学者，著有《麻辣日本史》、《日本商业四百年》，本文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