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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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阐释”是现在流行的学术方法和风格之一。然而，一位花卉专家曾因研究、培养梅花被“过度阐释”而遭受迫害；一位中学生曾因等分十二角被“过度阐释”入狱，遭受一场人生大灾难。荒诞年代之荒诞、可怕，确实超过人们的想象。

著名花卉专家陈俊愉1917年出身于世宦之家，1941年考取著名的金陵农学院农学研究生，专攻园艺花卉。先后受聘于金陵大学助教、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园艺系；1947年，前往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农业大学深造，后获园艺研究部科学硕士学位。1950年，面对国内政权更迭，他谢绝了欧洲不少国家的高薪挽留，回到祖国，决心为百废待兴的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回国后，他先后在武汉大学、华中农学院、北京林学院教学至今。他是我国观赏园艺学的开创者和带头人，园林植物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陈先生成功培育了具有多种抗性的梅花、地被菊、刺玫、月季和金花茶新品种八十多个，所著《中国花经》、《中国花卉分类学》、《中国梅花品种图志》等在国际花卉园艺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作为园艺、花卉教授，他自然对许多花卉都有深入研究，但最专业、最权威、成就最大的还是对梅花的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他就专注于梅花研究。为摸清我国古梅花和野生梅花资源，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写成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图文并茂、全面系统地介绍梅花的专著《中国梅花品种图志》。他对梅花抗寒性的研究，使原产黄河以南的梅花香飘北国。1997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年又入选资深院士，又被人称为“梅花院士”。

梅花不仅给他带来了极高的荣誉，更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然而，也正是梅花，使得他家破人亡。“文革”狂澜初起，他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反复批斗，有一次三天三夜连续折磨。他的一个重要罪状就是：“国民党定梅花为国花，你喜欢梅花就是喜欢国民党！”他花了二十多年心血写成的书稿，连同相关照片、资料和辛勤培育的二十多个抗寒梅花新品种，统统被抄走。更残忍的是，还强迫他亲手点火焚烧，如同杀死自己的孩子一样，这种揪心裂肺的疼痛，一般人难以想象。至今忆及此事，陈先生还痛心疾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不能忘却，最受侮辱，最觉痛苦之事。他出身世宦之家，他母亲此时也被赶回农村，整日对着墙壁喊着他的小名——大翔，在痛苦中离开人世。而失去自由的他在第二年才被告知母亲的死讯。五个孩子中，有两个因为年龄太小，惊吓得病。原本就体弱多病的妻子在重重打击之下，终于一病不起（汤学智： “梅花院士梅花情”，2005年10月20日 《社会科学报》）。

其实，当时几乎人人要背的毛泽东的著名诗词《卜算子·咏梅》不是高度赞扬梅花吗？“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在官方的权威解释，词中的“梅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象征，表现了面对国际“帝修反”等反华势力大合唱的滚滚寒流中，中国共产党人像梅花一样凌霜傲雪，在最困难的时候看到革命高潮的到来，表现了对未来充满自信的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

在这种“过度阐释”中，对梅花的解读如此不同，果如罗兰·巴特所言：文本一旦产生，“作者已死”，丧失了对自己“文本”的解释权，只能任读者随心所欲地解读。对“梅花”的不同解读，说明至少在中国语境中，这种“过度阐释”很大程度也是受“权力”掌控的，或者说，阐释者往往是势利的，深知谁的“梅花”该怎样“阐释”。

陈俊愉是大学教授，是当时要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有此遭遇，在“那个年代”其实并不为奇。而正在上海育才中学上学的初中生何榕森，也因等分十二角被“过度阐释”未能逃过此劫。

“文革”时正上初中的何榕森对几何颇有兴趣，有一次看“样板戏”时见剧中国民党军帽上的帽徽图案像是平分的“十二角星”，便一直琢磨如何能平分十二角。后来拿出纸笔，在课桌上画起来。不料，一位同学发现他用蓝圆珠笔在白纸上画十二角星，便拿去交给老师说：“何榕森在画国民党党徽。”初中学生互相检举揭发，也是当时的惯例。

政治老师拿到学生检举的“证据”不敢私自处理，于是上交给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校长也不敢私自决定，于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又把“会议案”上呈公检法军管小组。何榕森先在学校被批斗，又被公检法军管小组逮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七年。一个未成年的初中生就这样被判刑，被押送到安徽某某劳改农场与成年罪犯们一起“劳改”。

儿子被判刑劳改，母亲痛不欲生，哭哭啼啼到劳改农场看望儿子，又哭哭啼啼回到上海，就此卧床不起，不久病逝。何榕森在劳改农场服刑满七年后被留场就业，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后，才被遣送回原籍上海报进户口就业，在一家鞋店工作。不久因肝癌病逝。直到亲人在龙华殡仪馆开追悼会时，区法院的法官和育才中学老师赶来送上花圈，并宣布“何榕森同学无罪”，予以平反（何桐森：“画国军帽徽被判入狱”，《世纪》，2006年第2期）。

在学术上，对“阐释”有没有边界，“过度阐释”是否合理，一直有激烈争论，这种争论无疑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过度阐释”本身或有其重要意义。但应当牢记的是，如果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过度阐释”可能会给“阐释对象”或曰“被阐释者”带来巨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