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间版本的“海上中国”立传

程亚文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不少人曾认为，与西方的“蓝色文明”相对照，中国文明是“黄色文明”，缺乏海洋与商业传统，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挑战面前，屡屡受挫的基本成因。然而，雪珥先生的这本《大国海盗：浪尖上的先锋队》，通过还原明清以降民间中国向海洋进取的历史，我们却又不难感受到，在中国文明进程中，同样积累起了深厚的海洋和商业传统，它对于后来与今天的中国，产生了和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

雪珥先生所述的乃是“晚近”，明朝以来中国人与海洋的那些事儿。这应该有他的考虑，因为也正是与中国明朝同一时期，欧洲开始进入航海时代，海盗们成群结队从欧洲出发奔赴遥远的“新大陆”，开启了世界殖民史的一个新高潮，建构了西方文明相对其他文明的强势地位，一个所谓“现代”世界也由此发端。这与明朝以降，中国官方却严格实行海禁，沿海中国海盗成为海洋中的“孤魂野鬼”的处境，形成鲜明对照。自那以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优劣位势对比，也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面前的节节败退，部分是由当年中国和欧洲的统治者对海洋的不同态度所决定。

这是进入“现代”世界以来欧洲和中国发生“大分流”的情况，但它也容易使人产生一个错觉，那就是以为15世纪明朝郑和下西洋，仅仅是中国“奔向大海”的一个特例，是“蓝色文明”在中国的昙花一现。事实远非如此。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指出来的那样，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大陆中国和海上中国。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一个“海上中国”就已经在东亚世界现出了它的雏形，而在郑和下西洋的年代则达到了它的巅峰，就在其后的岁月中，它仍然在遭到削弱的同时，还得以存在和维持。

早在公元纪年开始，中国的商人和帆船便已经往来于东亚沿海，而在最近的1000年中，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往来记录，殊为可观。公元7世纪时，经由中国南部沿海的广州，到苏门答腊、马来西亚的香料港，再到锡兰和印度，最后到达波斯湾的锡拉弗和阿曼，还存在着一条海上“瓷器之路”。

南宋时期则掀起了中国航海活动的第二次浪潮。由于北宋被女真人所侵扰征服，被迫放弃都城开封而迁至南方杭州的大宋政权即南宋，为弥补税收财政不足和抵抗外敌继续南侵，宋高宗于绍兴二年（1132）下令建立了中国第一支常备水师，将原先用于贡应供品的内河与运河，改造为了西边的防御网络，而长江与海岸，则分别是北边和东边的防线。在海洋变成中国的新“长城”的13世纪初期，宋朝的水师控制了从福建到日本与高丽之间的东海，并长年游弋于中国的主要河川。及至后来忽必烈征服南宋，还是靠南宋降将刘整和商人朱清与张瑄的帮助，建立起了实力同样雄厚的水师，才从海洋和河流上打败了宋朝军队，并使南宋覆灭。

明代初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出使西洋，无疑承接了中国以往的航海传统。从技术上看，举世闻名的“宝船”，是宋朝“神舟”的翻版，而它的更早模型，甚至应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命令在闽江岸边建造的“福船”。而从出使路线看，郑和足迹所至，西太平洋、印度洋与波斯湾沿岸，都留下了其身影，它无疑是对往日海上“瓷器之路”的丰富和拓展。但是，郑和船队在造船技术与规模上，则为以往所远远不及，不仅船只之大、随行船只数量之多前无古人，随船所带的商贸物品，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郑和出海航行，明代中国在海外贸易、政治影响的广度与深度上，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在15世纪末叶“倭寇”犯乱以前，中国在海上一直不存在值得惧怕的对手。中国与东亚世界的朝贡体系，也赖由郑和航海，而得到巩固和强化。

可惜的是，在1433年郑和第七次远赴印度洋之后，明朝向海洋进军的意愿，渐渐转为薄弱，“海上中国”的地位，慢慢让位于了“大陆中国”，乃至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海洋之旅。宦官集团与儒家官僚之间的紧张关系、一连串的经济困难对政府维持建造远航大帆船的船厂与庞大的沿海水师造成了巨大压力，以及英宗被俘之后蒙古威胁的持续增加，等等因素合在一起泯灭了郑和所开辟的航海事业。

不过，即使在明朝实行海禁之后，“海上中国”也并没有烟消云散。海禁只不过意味着官方朝贡贸易的衰落，在政府层面的海洋进取心逐渐式微之时，“海上中国”转入民间和“地下”状态，中国南部沿海居民沿着当年郑和的足迹，冲破各种障碍发展起来的私人海上贸易，变得蓬勃兴旺。明清之际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便是显例，而中国南部与东南亚区域的民间贸易网络，也被精心构筑起来、长久生生不息。直到西方东来，中国在西太平洋一带的海上力量，也没有因为海禁而明显落后于西方。仅举出明清相交之际的郑成功收复台湾，当时大量闽人把生意做到日本等海外之地，而郑成功本人也是在日本出生（其母即为日本人），这便是“蓝色”海洋文明在中国未曾消失的一个绝好例证。而明朝后期所出现的“倭寇”，其实其参与者中，大部分也是中国南部沿海的商业居民。

二

雪珥先生的这本书，重点关注的正是明清之际民间中国向海洋进取的史实。无论是在海外称王建制的王直、挺进东南亚并落地生根的林道乾，还是在吕宋群岛与西班牙人短兵相接的林凤、几乎控制了整个西太平洋的郑氏海上王国，或者越南西山政权的华人海军、与英国和葡萄牙人开战的近代中国海盗，从他们的活动与影响中，都能鲜明感受到中国始终有一股向外发展的民间动力存在。可惜的是，除掉极短的时期和个别案例外，这些发自中国民间的海洋进取力量，都没有得到当时官方的支持和配合，甚至还成为政府的围剿对象。

对于这种事实，雪珥在书中发出声声长叹，此乃是断送中国海洋前途的自宫之举，是进入“现代”世界以来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的重要成因所在。在他看来，来自民间、最富商业意识和探险精神的海盗队伍，恰恰是一个国家向万里烟波蓬勃进取的主要力量。与“海盗”在中国语境中被赋予了负面含义相反，“在欧洲历史上，海盗从来就不是个卑贱的、黑暗的反面角色，相反，倒是经常伴随着类似罗宾汉式的侠客或哥伦布式的开拓者的光环，乃至至今仍成为西方儿童读物中的可爱主角。在西方的大国崛起过程中，都能看到海盗的身影。”他的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德国著名哲学家施米特在其《国家主权与自由的海洋》一书中便指出：“16、17世纪时，鲁莽且不怕冒险的实干家、勇敢的航海者以及海盗们促成了英国与海洋的联姻。”政府与民间的相互合作，使欧洲海盗成为了欧洲国家和欧洲文明征服世界的先行者，最近500年间西方文明相对世界文明的优势地位，与很长时间内欧洲君主们对海盗事业的扶植紧密关联。

三

雪珥自称是一个“历史拓荒者”，他的历史拓荒是拓出了真相。他对明清以来中国海盗在“中原”心态上频频被绞杀的叹息，直接源于对世界历史的深刻洞察，“世界历史是一部海权对抗陆权、陆权对抗海权的斗争史。”而在过去500年间，凡是在海洋上无所作为的国家，都可认为是“失败国家”，这里面的主要奥秘，就在于向海洋拓展更容易打造出开放进取的文明形态，而固守陆地则容易抱残守缺。

雪珥在书中对郑和下西洋评价不高，这缘于他独特的历史视角，他希望看到的是内生的、民间的、市场性的向外拓展力量，而郑和的船队却是代表官方，是为肃清“自生自发的秩序”而去，在他看来这似开放而实保守。这是非常有力度的看法，不过，与之后明清君主们很少组织官方形式的海外之旅相比，还是要认为，郑和下西洋大幅度通过海洋沟通了中国与世界，是中国人构建“海上中国”的重要一章。特别是中国与东南亚世界之间，郑和每到一处，在致力于发展商业关系的同时，还帮助当地肃清盗匪，建立秩序。明朝中国事实上扮演起了周围世界和平与秩序维护者的角色。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在郑和的海外航行中，虽然也多次使用武力，但与西方海外殖民的暴力方式相比较，明朝的海外事业却要相对和平得多，并不过分渲染武力，也不以殖民征服为主要目标。中国的“天下主义”治理理想，也得到了周围世界的回应。明朝中国在长时间内，形成了“万邦来朝”的大好局面，就是日本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满，也心甘情愿向中国纳首称臣。这段历史对于今天中国与东亚世界的关系来说，仍有重要的暗示作用。在东亚世界对中国来说已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的当下时刻，郑和下西洋时的和平发展方式，如果有效得以继承发扬，将有力保证中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推进文明复兴，顺利崛起。

而且，从经济上说，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东南亚世界的贸易，对当时明朝的财政及物质需求，也起到了很大作用。郑和下西洋并非纯粹是消费性的，在郑和下西洋的年代，明朝的财政状态开始好转。这对21世纪的中国也不无启示。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已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如今已成为世界的有机部分。在中国致力于开拓对外经济、政治关系，海外利益迅速增多之时，如何重新建设“海上中国”，已重新成为当代中国不能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在这点上，郑和所处的明朝所积累起来的海外贸易经验，也是一笔可资借用的财富。

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中国在政府层面的航海传统渐告散失，从当时明朝所处的年代来说，也许并不就构成一种遗撼。因为，海禁并不意味着民间海上贸易的同时消亡，而且，从明朝的外患来看，主要还是来自于陆上而非海洋，明朝政府不能不把国家的主要防御精力，投注于陆上武力的建设而非海洋水师；此外，从经济的角度看，当时中国周围世界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中国，中国通过内部交换即可实现自给，这也使中国的海外冒险，缺乏持久动力。

不过，从后来的历史来看，郑和航海事业最后归于寂灭，又的确殊为可惜。在1433年停止海外航行后，明朝开始有计划地停止建造船只、关闭船厂、禁止民间私自建造大船。就在与此同时，欧洲人却逐渐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海域，在新兴起商业与军事相联合机制下，战争行为与市场经济合为了一体，西方的战争艺术与海外商业精神，都在此后年间同步不断取得了飞跃成长。这也就铸造了后来中国与西方在经济社会发展，及在战争能力上的明显落差。相对于欧洲所开拓出来的“现代世界”，郑和以后的中国由于官方航海传统的中断，造成了两方面的损失：一是航海技术的毁灭，当时的先进造船工具与技术，逐渐失传；二是航海所代表的商业精神也大伤元气。郑和船队实际上是典型的商业—军事复合体，既能贸易商业往来又能征战，这一点非常类似于15世纪后欧洲出现的商业与军事的结合。然而，当一套官僚指令性系统指挥起市场体制，使军事与商业再次分开时，明朝也就丧失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的建立起“数目字管理”的机缘，从而也就为此后商业精神的开拓，设置了障碍，也为国家防御外来侵略能力的发展，弱化了组织保障。

另外，在东亚世界内部，由于中国闭关锁国，减少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往来，则使那些急于与中国通商的周围国家，不得不另寻出路。其结果之一，是使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大朝贡体系之外，又产生了以日本为中心、覆盖东南亚诸岛国和琉球群岛的小朝贡体系。这也是近代以来日本制造种种借口对外征服、中国也遭受日本侵略的一个重要历史由来。

（程亚文，曾为军事科学院研究人员，现为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环太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战略分析师。主要关注战略和国际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