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这位意大利移民的后裔，也像电子游戏明星“超级马里奥”那样，留着一道可爱的小胡子。他的作品总是以平白亲切的方式面对读者，用一个国人熟知的句式来说，他从未脱离过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像喜欢超级马里奥一样喜欢他。2009年春，马里奥·贝内德蒂病危，葡萄牙文豪萨拉马戈的妻子皮拉尔牵头发起“诗歌大联动”，通过电子邮件和博客，约请全世界的读者一起朗诵马里奥的诗作，给病床上的老作家加油。

马里奥·贝内德蒂最终于2009年5月17日去世，享年89岁。古巴政府决定隆重纪念这位“古巴人民的老朋友”，致敬仪式与贝内德蒂在乌拉圭的国葬仪式同步举行。

“对于我来说，‘古巴’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在我来到这个国家之前，古巴革命已经让乌拉圭人吃了一惊，我们大为振奋，因为我们看到了某种可能，那就是我们总能找到办法，来对抗来自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压力。”马里奥曾如是说。20世纪60年代，整个拉丁美洲都为古巴革命兴奋不已，正在制造和经历“拉美文学爆炸”的作家，几乎一致支持远方那个海岛上的社会主义事业。他们也在干革命。当战后的欧洲文学显露倦态，甚至堕入孤芳自赏的境地时，这批年轻人却挟一系列紧密联系社会现实的小说异军突起，世界文坛格局为之改观。

在马里奥·贝内德蒂看来，拉美作家不应像很多欧洲同行那样秉持“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沉迷于概念和技巧的游戏中，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拉美大陆充斥着暴政和不平等，人民为争取自由与公义而不懈斗争，知识分子实在难以置身事外。对拉美的命运，人民的前途，作家应当有所担当。而外部的敌人则乐于见到不问政治、心无旁骛地致力于艺术探索的“中立”作家。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对这块前殖民地的掠夺和渗透，知识分子要是“没态度”，就等于是和他们合作。所以马里奥对万人膜拜的阿根廷大作家博尔赫斯是有看法的：现实如此惨淡，您岂能遁入书斋？

1967年冬，马里奥受古巴“美洲之家”邀请，从蒙得维的亚来到哈瓦那，参与组建这个机构的文学研究中心。古巴当然不是天堂，革命尚未完成，物质生活还比较艰苦，但马里奥坚信，他所见的一切都在印证，如卡斯特罗所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之前在咖啡馆里文人之间争论来研究去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个热带岛屿上热火朝天地投入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踩着加勒比海滩的细沙，跳起了伦巴舞。此时的古巴革命已经结束了浪漫阶段，却还保留着欢乐的表情。不用卡斯特罗威逼或利诱，用西班牙语写作的杰出作家纷纷心甘情愿地到岛上来赞颂革命。

在古巴，马里奥对文人与革命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思考。他意识到，不是所有的革命知识分子都会成为革命者的；革命作家不一定非要自己去干革命，其真正使命，是成为革命中的有意识的监督者，有想像力的革命诠释者和为革命输送能量的批判者。他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制造“唯官方思想是从的领薪人”。

不过，随着时局的变化，马里奥对自己的想法有所微调。他在古巴亲历了“帕迪亚事件”。1968年，古巴诗人埃维尔多·帕迪亚以《出局》一书荣获古巴作家艺术家联盟奖。此书出版后，引起了巨大争议。喝彩的人认为作者写出了个人在历史、在社会机器和集体诉求前的无奈与绝望，发呛声的人则认为，这些文字充满了失败主义论调，大挫士气，要浇灭革命的热情。帕迪亚因《出局》而进了局子，因为他有反革命之嫌。包括萨特、桑塔格、马尔克斯、略萨、科塔萨尔等名流在内的一大批同情古巴革命的知识分子发出联署公开信，向古巴政府表达支持帕迪亚的立场。马里奥·贝内德蒂则撰文写道，帕迪亚是个好诗人，也写了本好书，不过，这本书确实“暧昧、剧烈而苦涩”，令人读后“情绪直落到脚上”。帕迪亚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获准离境。国际知识分子又发起了一场新的联署公开信活动，但这回马尔克斯和科塔萨尔等人拒绝签名，他们担心“帕迪亚事件”会被利用，成为对古巴革命的诋毁和攻击，而略萨等人则从此对古巴革命彻底失望，逐渐成为左翼运动的反对者。无论如何，这场事件成为拉美文学爆炸的某种意义上的终止符，原先团结一致的拉美作家自此分道扬镳。马里奥则坚定了自己捍卫革命的立场。他反思了之前发表的“革命监督者”言论，在公开发言之前还幽了一默：“希望没有人会猜想我是受了迫害才做自我批评的。”

“在革命与文学之间，我们还是选择了革命。”他说，“但同时我们并没有抛弃文学。我们承认，革命是会犯错误的，我们也一起担负她的正面和负面，她的成功与失败。尽管革命有种种缺点，她仍然是人类拥有的找回尊严、实现自己的唯一可能，是把我们从资本主义秩序和殖民压迫造成的人的异化之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可能。”后来，在《拉美作家与可能的革命》一书中，马里奥不点名提到了“帕迪亚事件”。他批判那些借此案攻击古巴政府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对一个诗人的可能的判决不公，倒要比一国全体人民获得自由、独立和主权的事实来说更值得关注。”

马里奥信任卡斯特罗，他觉得他是真诚的，是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的，革命需要这样的人来做代表，让不同的思想倾向联起手来。后来，当他回到乌拉圭后，国内政治风云突变，左翼知识分子开始遭迫害，马里奥走上流亡之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张开双臂迎接他。

马里奥还在古巴参加过有着鲜明社会主义色彩的志愿劳动。1969年，知识分子纷纷组织下田干农活，尽管别人都劝马里奥不要下地了，他这个城里人干不了重活，也快是爷爷辈的人了，况且“美洲之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马里奥还是坚持上阵，他觉得既然是在进行革命，就要与大家保持一致。套上皮靴，在田野上行进着，看着身后开垦出的犁沟，他觉得好有成就感，仿佛在开创一项伟大事业。重要的是，在田野上行进着的不再是受奴役的短工，而是有尊严的劳动者了。他很开心，尽管当古巴同事让他给这个米那个粱除去杂草时，他在五谷不分的惶然中呆在原地……

在这些年头里，蒙得维的亚文坛曾流传一则假新闻，说马里奥·贝内德蒂在古巴出于种种原因自杀了。马里奥通过媒体辟谣，记者问他知不知道谣言的源头，他说：“兴许这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风格呢。”1969年春，马里奥·贝内德蒂从古巴回到祖国，现身证明：他活得好好的，而且，如他在《拉美作家与可能的革命》一书中所说，古巴革命的亲身体验像是给他注射了一针疫苗，可以抵御所有的悲观主义，抵御所有狭隘的沮丧情调。

（本文作者现为墨西哥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