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王隽/文    刚刚结束上一个记者的采访，比尔·波特向我点头示意稍微休息一会儿，随即就问咖啡厅的服务员要了一瓶冰啤酒。他喝了一大口，笑笑说：“不管什么牌子，只要是冰的就好。”

这个场面在来之前我就想到过。在两年前的一篇报道里，记者写道：白胡子、白头发的美国老人，穿着破洞的背心，胸前还有一些经年累月的油渍。比尔打了一个啤酒嗝之后，问：“你想知道什么？”

时间地点的变化没有改变这开场的第一幕。

因为《禅的行囊》的出版，比尔·波特的名字又回到中国读者的视线里。这本书首先在去年的《华夏地理》上刊出了其中一章《黄梅天下禅》，那期杂志卖得非常好，连编辑自己都认为与那篇节选的文章有很大关系。

一些学佛的人提到比尔会轻轻一笑说，“其实他写的不一定是禅。那是一种台湾很流行的‘生活禅’，算禅吗？大概算生活方式比较好。”

对这些评价，比尔不太在意，他保留着美国人喜欢耸肩的习惯，一摊手说：“其实我的书是给对禅有兴趣的人看的。修禅，为什么要看书？书里又没有禅。”

美国老人在寻访完中国的隐士、写成《空谷幽兰》之后，又去到了大大小小的禅寺和道场。他记录过在深山里自己耕作的比丘尼，也接受过大寺院住持的帮助——住持对着手机一通说，就有黑色轿车停在寺院门口接比尔下山。不敢说比尔有多理解禅宗，他是一个勤奋的修行者和记录者，而这已经很不易了。

今年4月，比尔带着一对老外来到北京，他们很快就从这里出发，开始为期16天的寻访禅宗的旅行。行程就是比尔写书之前走的那条路：从北京到柏林寺，然后从柏林寺去邯郸，邯郸至二祖道场，然后去嵩山少林寺、洛阳龙门石窟，在洛阳附近一百公里有菩提达摩的坟墓，而后从郑州坐火车到九江，去黄梅，再到安徽黄山、九华山，坐车再到天台山，转去宁波附近的天童寺，最后从宁波回上海。

这是比尔的工作之一，也是他挣钱的方式之一。除了写书，比尔最大的收入就来自带团。这趟是目前为止最大的团，有20人左右，几个英国人，还有一些都是从西欧来的。“他们都学禅，能来中国，来看道场和菩提达摩的坟墓，他们很高兴，这是一个梦想式的旅行。但对我不是，带团非常累，我要记住很多事，不停地讲解，这是他们的旅行，不是我的。和之前我自己来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比尔重申，这些学禅的西方人付了很高的团费来这里，他有义务讲解一些大家感兴趣的内容，而不是自己感兴趣的。“我以前是为了自己走，现在是为了别人。”

比尔依靠着写书和带团，已经脱离了“美国贫困线”。本来他每个月可以领到300美金的超市代金券，“我以前和太太每年加起来挣15000美金，这在美国算很穷，现在好了，我的书在中国卖得很好，从下半年开始就拿不到那300美金了。因为6月底我去汇报了今年的收入。”

比尔不避讳出书让他在中国收获了名利。就在我们谈话开始之前，他和出版社签订了下一本书的合同，拿到了5万的预付款。这是一本关于黄河的书，比尔1991年曾经去过黄河沿岸，他给一个广播节目做过碎片式的文字记载，也有大量20年前黄河流域的图片，他会整理所有的资料，结集成书。“那是20年前去的，你还会再去吗？为了这本书？”“不会了。我会把之前给广播的240多个稿子串起来，想做一本简单的书，让人们看看那时候的黄河。”“整个黄河流域你印象最深的东西是什么？”“泥土。中国的好多领土都是黄河淹水的时候泥土慢慢冲出来，然后慢慢堆积起来的。那是种很丰富、容易种菜的泥土。黄河是很特别的一条河，世界上没有一样的。”

看来就算要写这本书，比尔也并不想再去黄河边走一圈。

也许是老了。

他和太太住在距离西雅图不远的一个靠海的乡村，只有8000人，6月到11月都吃自己种的东西，有茼蒿、菠菜、番茄、梅子、石榴。女儿在西雅图的一间制衣厂工作，儿子在一家百货公司做化妆品销售。“他们都住在城市里，我的女儿和太太总是吵架，她已经是个标准的美国女孩，而我的太太是传统的中国女性。”

他这样描述每天的生活：“每天七点钟起床，打坐一个小时。八点左右开始翻译，十二点我去海边走路，回家洗澡，睡午觉，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三点钟起来喝茶，乌龙茶，然后去超市买点什么，吃晚饭，看电视或者看早上翻译的东西。有时在花园工作。”

“你还是不用手机？”“对。说不上是有意的排斥，我不需要。很多东西不需要去更新。我不要前进，我要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