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丁力/文

7月下旬，在挪威和中国接连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22日，32岁的挪威男子安德斯·白令·布雷维克在首都奥斯陆的政府办公楼附近引爆炸药，又奔赴40公里外的于特岛向人群射击，共造成77人死亡。次日，在中国温州，一列动车高速冲向另一列“临时停车”的动车，官方的死难数字是40人。

许多年来第一次，在温州事件的前七天，国外灾难的报道没有“掩埋”国内灾难的报道。在民间传播中，列车追尾成为热点，人们追问事件的真相，揭穿每一个谎言。7月29日，温州死难者的头七，事件的报道突然安静下来。在“临时停车”期间，与其格外关心韩国在下雨，不如转向“他人的”不幸——挪威7·22事件。

在许多东亚人的想象中，挪威是广阔的森林、洁白的冰雪、宁静的海湾；在挪威和北欧，人们爱好并愿意促进和平，有发达的科技、良好的社会保障。这些印象大致不错，北欧人似乎也颇以为自豪。但是，在“政治正确”的腐殖质掩盖下，人们忽视——或假装没有看见——森林底层正在孕育的火种，忘记了发酵的腐殖质会自燃，仿佛还是一片和谐……

在布雷维克的炸弹声和枪声中，“挪威的森林”燃起冲天大火。这场大火必将四处蔓延，改变挪威、欧洲以及更大范围内的政治生态。

恐怖袭击的原因

布雷维克是挪威白人，他杀死杀伤的也大都是白人，而他的仇恨目标却是穆斯林移民，以及执政党工党的多元文化政策。由于高生育率和移民，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增长速度很快，他们的许多人没有融入主流的基督教社会（虽然欧洲比美国的世俗化程度高），而是自成一体，其中更有人敌视西方文明。一些当地人感到恐慌，他们担心穆斯林“喧宾夺主”，更害怕被“腾笼换鸟”。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和基督教一直在扩张。过去数十年，欧洲人先是失去了殖民地，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本土也将不保。

布雷维克认为，扭转“西欧的伊斯兰化”需要“武装斗争”，虽然这在目前是无效的，却是前进的唯一方式。他说：“穆斯林必须被视作野兽。”又说：“不要责怪野兽，应该责怪提倡多元文化的叛徒，叛徒让这些野兽进入我们的领地，并不断地向他们提供便利。”

他把“叛徒”分为三级，从国家元首、部长，到政客、记者、教师，再到协助他们的人。他说：“叛国要付出代价。”被捕后，他说他的攻击是“凶残然而必要的”。

杀戮同胞是他的次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借凶案传播他的《欧洲独立宣言》，促使欧洲改变移民政策。在袭击案前数小时，他通过互联网发出了这份1500多页的宣言。他提到，欧洲“将成为反伊斯兰和多元文化的战场……穆斯林激进化，国家丧失凝聚力，经济衰退，欧洲人会站起来”。

挪威是维京海盗的故乡。海盗的后裔接受了现代文明，也失去了斗争精神。布雷维克“为拥有纯粹的维京人血统而感到骄傲”，他要保护欧洲免受外来民族和外来文化的入侵。他还以“救世主”自居，仰慕向伊斯兰世界东征的基督教“十字军”，以及12世纪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圣殿骑士团”。

布雷维克被指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新注册的推特（Twitter）账号只有一个帖子：“一个有信仰的人等于一支只追求利益的十万大军。”他赞赏德国纳粹党的一些做法，可能不知道纳粹党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我们信仰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我们有信仰。”但事实上，信仰什么比信仰更为重要。太多的人信仰杀人，而支撑他们杀人的信仰很快被证明是空洞的。

纳粹党起家依靠三大法宝：宣传鼓动、群众运动、制造恐怖。戈培尔部长说：“大众传媒只能是党的工具。”布雷维克凭一己之力，成功地做到了第一点和第三点。第二点是他希望做到的。

欧洲反思多元文化政策

挪威学者拉尔斯·比勒曾在网上与布雷维克辩论。比勒说，在那个极端主义者的网站上，布雷维克“是相当主流的”，言辞和观点一点都不特别。

布雷维克的行动可能起到与他的初衷相反的效果。惨案发生后，挪威的极右翼政党表态与他划清界限。社会冲突还没有消失，而且在加剧中，极右翼思潮很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强劲反弹。而在布氏极端行为的映照下，被视为“极右翼”人似乎也显得不那么极端了。

需要指出的是，欧洲的政治色谱与中国不同。在民族主义等方面的立场上，欧洲的“右”近似中国的“左”。

基督教与犹太教、伊斯兰教有相近的血缘，它们都是起源于中东的一神教，彼此间的斗争激烈。作为基督教世界的欧洲有长期的反犹传统，与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也延续了1000多年，甚至基督教内部各派之间也互相敌视。信仰制造的屠杀和战争绵延不绝，纳粹的大屠杀就是反犹的高潮。因此，许多欧洲人抵制持民族主义立场、反文化多元化、反伊斯兰的极右翼。

有必要对极端主义保持警惕，但偏执于另一端也是极端，亦非明智的政治选择。

欧洲国家已经在反思并改变他们的政策。去年10月，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宣布，在有400多万穆斯林的德国，文化多元化社会“彻底失败”，移民必须融入主流社会。在去年12月31日的新年致辞中，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说“对抗本土伊斯兰极端主义”是首要任务之一。今年2月的一次安全会议上，卡梅伦说，英国必须放弃“失败的文化多元主义”，他谴责文化多元政策“隔离不同社群”，助长了极端主义，直接催生了本土伊斯兰恐怖主义。在有600万穆斯林的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下令禁止女子在公共场所戴面纱，穿罩袍；比利时、意大利已实施了同样的政策。

这些新政策受到原住民的广泛欢迎，也遭遇到一些穆斯林的反对。欧洲现任领导人算是温和的，还有不那么温和的政界人士在等待时机。

虽然“极右翼”政党是欧洲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在前些年，两位“极右翼”政客——奥地利的约尔格·海德尔和法国的让-玛丽·勒庞在大选中的好成绩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海德尔的执政能力很受选民的赞赏，2008年，他在州长任上因车祸去世。勒庞已经垂垂老矣，他的女儿马琳·勒庞继承父业，今年1月当选为国民阵线的主席。一次民调显示，她将在明年大选第一轮中取胜。她曾把聚集在大街上的穆斯林比作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时的士兵。

俄罗斯的右翼力量一向强大。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是著名的民族主义者，以粗鲁著称。他多次发表攻击其他民族的言论，还在电视辩论中殴打对手。他在1990年组建的党是苏共之外的第一个政党，在1991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600多万张选票，名列第三。在1993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他的党获得23%的选票。近年来他的风头不再强劲，部分原因是他比不上现在担任总理的普京——布雷维克非常推崇的一位领导人。

布雷维克只是欧洲趋于保守的大环境中的一个极端行动者。

另一方面，文化多元化政策仍有许多支持者。挪威首相斯托尔腾贝格承认，袭击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国家，他又说：“我们将以爱制暴”。7月29日，他参加悼念遇难者的活动，还拜访了一座清真寺。在9·11袭击之后，美国的小布什总统也曾安抚本国的穆斯林，但又提出要发动“十字军东征”——他可能不了解这个词的历史，而且也摆脱不了历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