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

沟口雄三先生突然去世，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波澜，三联书店以最快速度出版了一套文集，悼念这位睿智而谦和的学者，以此为契机，怀念沟口先生的仪式恐怕才刚刚开始。在中国学术界的印象中，沟口之所以有名，缘于一种说法，说他打破了日本人只会做饾饤琐碎学问的印象，写出了创意迭出的那本《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更有学人极口称赞沟口先生是日本最有思想的学者，这大概是指他在中国学领域内所做出的贡献。然而，至今为止，对沟口先生所谓最有“思想”的评价到底应该落实到何处，似乎大家并不十分清楚。我以为评价沟口的贡献，极应防止封闭于专门学的评判系统中，我们纪念他，不是在于痛失了一位研究具体中国历史的学者，而是失去了一位最能体己般地沟通两个民族历史认知习惯的智者，因为这两个民族近百年来一直深陷于相互误解的情绪中而难以自拔。

沟通的努力比较突出地体现在沟口先生生前发起的“中日知识共同体”的构想与实践中。在具体搭建这个知识共同体平台时，沟口发现两国知识人在话题选择上出现了错位，由此引发了他对如何建立双方共通历史认知路径的再思考。让沟口大感意外的是，在讨论议题的设置时，当日本学者提出以战争记忆和认知作为共同关注的话题时，中国学者却反而希望以“三农”（农民、农村、农业）为核心议题，对战争记忆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大大出乎日本学者的意料。也就是说，中国学者虽然也认可抗议日本政府逃避战争责任，坚不谢罪的僵硬立场等行为，但把不断追究日本谢罪这件事推给了政府，还有一种心态认为，“谢罪”本身就是一种理所当然应该付诸表达的态度，根本不需要讨论，也无法讨论，不具有思想探索的价值。在这类心态支配之下，日本政府为什么不谢罪，连带着日本人民为什么如此“麻木”，日本知识界与政府之间在“谢罪”态度上是否有差别等等问题都不在关心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围绕“谢罪”所形成的一系列历史认识差异就自然被排除出了中国人的视野。似乎只是在每年的战争纪念日或日相参拜靖国神社时，这部分记忆才被唤醒，才会转换成民族主义仪式般的抗议行动。

对日本侵略中国这段历史，中国人不时爆发的间歇性情绪亢奋与学理探讨上的阙失冷漠，两者所构成的巨大反差，正是沟口忧心的出发点。一方面，当有些人打着“科学”旗号，以三十万人被屠杀的数字不够准确为由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真实性时，沟口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严正批判那些打着“科学”考证招牌遮蔽战争真相的做法，呼吁把战争情感和受害意识纳入讨论的范畴，以此拒斥对战争责任的推脱。他打个比喻说，某个邻国士兵侵入到某个国家从事强奸掠夺活动，一个少女事后出来控诉说一个身高两米多的彪形大汉强奸了她，邻国却以军队中并没有两米高的士兵为理由，只承认抢劫罪行却否认强奸罪的成立。这个比喻显示的是情感记忆与事实记忆之间存在着出入，对于少女而言，“两米”这个数值并非是关于事实的记录，而是她内心恐怖心理的象征，亦即情感记忆。而邻国却企图以某个局部事实出现错讹为借口否定强暴真相的存在，显然是荒谬的。

另一方面，沟口又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注意，日本内部对战争受难的错位式教育，使得日本人自小的战争记忆和相关思考与中国人相比有着极大的差异。简言之，中国人受害记忆的关键词是“南京”，日本人受害记忆的关键词是“广岛”。日本人自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当亚洲各国都深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蹂躏时，只有日本挺身而出，率领东亚人民多次击退西方的入侵，从而惨遭美国原子弹的袭击，最终成为战争的受害者。在这样一种认知结构的支配下，正如其教科书中所描述的，日本对中国领土侵略的表述，自然就会被转换成“进入”，意思是帮助中国一起抵抗西方入侵，建立一种亚洲亲善的共同体，至于在战争过程中发生的各类血腥屠杀，不是被缩小淡化乃至干脆予以遮蔽，就是被理所当然地描述为共同抗敌所付出的代价。“南京”屠杀不但不是关键词，对屠杀人数准确与否的有意纠缠，其背后暗示的潜台词反而是，所谓“南京”屠杀不过是对一场常规战损失数字的有意夸大。

我有一次去日本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参观，当场验证了沟口先生的判断。“游就馆”是陈列日本近代历史的纪念馆。在馆内一个很显眼的位置上，令人吃惊地挂着一张很大的地图，上面用四处游走的各色箭头清晰地标示着西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侵略路线，而日本的进军路线也不时在地图显示的中国空间里出现，虽然可能五颜六色的指示箭头显示出的战争场面与我们中国战略地图中所表现出的抗战格局大致不差，可其解释出的含义却完全相反，这张图给人的感觉是日本在帮助中国处处防守西方敌人的入侵，我们的地图却往往展示的是抗日烽火遍地燃烧。假设如果我是日本人，也没有受到中国近代史的教育，而是一开始就在这张“抗敌”示意图的引领下，接受日本近代史课程的教化，很难想象自己会相信我的祖国曾对南京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反而可能对中国政府的宣传感到不满。

在游就馆中，还有一个场面最具视觉冲击力。那就是整整一面墙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所有在对美战役中战死的自杀式飞行员的照片。据随行的朋友介绍，日本人曾不惜一切代价收集这些照片，发誓要一张不落地把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完整展示在世人面前，后来他们果然做到了，如此行事充分反映出日本人的执着。看到这面密布遗照的悼墙，我内心的震撼在于，这种英雄主义教育产生的视觉撞击不但不比咱们那些抗日战争影视作品表现出的冲击力弱，反而因为日本人在事实考据方面一贯秉持认真精神，其细节展现更具真实性，更易令人感动。为了印证一下这类教育的效果，我特意翻阅了一些留言薄，发现里面不少留言都表达了对自杀式飞行员的怀念，和日本人抵抗西方侵略历史的崇敬之意，就是在这样的叙述框架下，日本的侵略行为成功地得到了有效遮蔽。

沟口先生令人尊敬之处，乃是在于充分理解双方对历史感受的差异性，却又毕其一生不懈地寻究此差异产生的历史起因，力求超越情绪化的表层宣泄。在他的思考中，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不应局限于对所谓“科学”细节的认知上，而应深入到历史思考和教化方式的差异方面，甚至应该深入到对双方共享的历史误区进行澄清这个层面。沟口发现，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日本始终保持着一种“谢罪的傲慢”，骨子里仍认为，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始终落后于日本，尽管战败，也是败于美国之手，并非在“近代化”的意义上败于中国。中国则通过揭露日本军队的残酷行为，在内心深处持续抵抗日本人的优越感，因为其“谢罪的傲慢”恰恰刺痛了中国人的自尊。但这种抵抗不但不会赢得尊重，反而陷入了不得不承认日本一直处于近代优越地位的两难之境。中国对日本的抗议就像一个“飞去来”器，反过来可能伤了自己。

沟口认为，双方发生龃龉的原因乃是在于均持有以西欧标准看待本国历史的近代史观，构成了一种谁先学好欧美谁当老大的奇怪念头，正是在欧化的意义上区分优劣的思想孕育出中日两国历史认知发生龃龉的怪胎。日本一直以为，自身近代化领先于亚洲是成功实施了“脱亚入欧”战略的结果，可实际上中国近代的欧化程度并不低于日本，日本也并非成功地实现了“脱亚”，只不过是更早一些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化。无法“脱亚”的证据是，日本一直保有以中国为媒介比照自身是否具有优越性的癖性，显示出历史遗留的阴影。其实在沟口看来，中日两国步入近代的道路均继承了各自历史文化的遗产，并非完全是西方模式支配的结果，比如日本是从诸藩割据逐渐向拥戴天皇的集权体制过渡，中央势力不断扩大，中国则恰恰相反，乃是通过地方分权模式推翻了清朝的集权统治。两者的变革均缘于内部的要求。西方只是起到“横断面”的触媒作用，诱发的是“纵断面”中历史资源的继承和使用。照此看来，日本的所谓领先一步也是正确承继历史传统的结果，中国只要建立起相关的敏感度，也会顺利实现转化。近些年中国的崛起也证明了此点。日本只有打破这种无根据的优越感，放弃在东亚区分优劣的结构意识，才能摒弃“谢罪的傲慢”。

同样，中国知识界也应该舍弃把日本视为西方近代化在亚洲实现的楷模这样一种陈腐思维，才能修正“优势的侵略与劣势的抵抗”的惯性思路，从认知各自的历史特性出发，建立起相互沟通的新渠道。因此，厘清双方各自的“记忆之场”，观察“受害记忆之场”与“加害记忆之场”相互纠结缠绕形成的历史认知脉络，深究其成因与后果，然后加以对比分析，以求达成不在西方过度支配之下的共识，就变成了两国历史学家的共同责任。窃以为，我们纪念沟口先生，固然应该在专业领域里评说其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应在体会其上述的认知旨趣时，继承其对知识共同体的探索路线，通过相互参照理解，提升我们对自身历史认知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