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倒逼美国财政改革

秦蓓蓓2011-08-23 15:55

——经济学家陈志武谈美债风波

本报记者   秦蓓蓓  北京报道

最近以来,国际金融市场风云突变,美债可能违约的消息传出后,资本市场一直在低位徘徊,8月5日标准普尔向全球金融界宣布将美国的长期政府债券下调了一个评级,并且维持展望为负。这个消息更是让早已杯弓蛇影的各经济体信心大挫,一时间人心惶惶,似乎全球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大家都在担心美国今后的经济走向,这个“大到不能倒”的巨人一个趔趄,是否会震垮刚刚复苏的全球经济?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认为,目前的情况并无需如此悲观,欧债问题并没有到了不可解决的地步,美国这个藏富于民的实际头号经济大国也远非穷途末路,甚至在标普下调美国国债评级的消息传出后,其收益率还不升反降,但是凯恩斯主义的道路在美国却似乎走到了尽头:奥巴马用3年时间并没有“守得云开”:2009年实施的美国金融体系最大规模改革成效甚微,赤字不断上涨,就业率下降缓慢……这一切让人不得不质疑:美国政府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是会把全球经济带出泥淖,还是越陷越深?

陈志武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信用评级下调不会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一盏亮起的红灯。

访谈

经济观察报:这次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引起全球震动,在你看来,这会对美国经济经济复苏有哪些影响?会不会触发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

陈志武:情况没有2008年金融危机那么严重。美国信用评级被下调是坏消息,但不是坏事,长期讲是好事。下调之前本来美国经济在今年和明年增长预期在1.5%到2%的水平,但8月5日信用评级的下调,影响到整个资本市场,造成美元贬值,美股下跌等。在这之前美国大众消费者信心就已经在下降,在信心受到进一步打击后,很多人担忧明年美国GDP增长可能降到接近零,甚至有一定概率出现负增长,出现衰退。这就是说,美国政府信用评级下调这个坏消息短期会带来阵痛,对美国经济有短期影响。但通过调整,特别是通过倒逼美国的财政政策,迫使其缩减财政开支,使美国经济能进入长久发展的良性轨道,这是好事,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长久利益都是好事。

美国财政为什么会这么差?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值得今天的中国思考的问题。美国社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GDP是全球最高,但其政府却很穷,有很大的财政赤字,今年联邦财政赤字大约为GDP的12%,远高于中国2%左右的财政赤字。

如果我们看一些数字,情况大致是这样:美国联邦税收今年大约是2.2万亿美元,差不多是GDP的14.5%。但相比之下,今年中国的财政税收要超10万亿人民币,如果今年GDP是40万亿人民币左右,那么,中国10万多亿的财政税收大约是GDP的25%左右,这还不包括国有企业利润和土地收入。换句话说,如果美国的财政税收也高达GDP的25%,而不是14.5%,那么,其财政赤字也可以降到2%左右,会跟中国差不多。这就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什么美国政府征税那么难、中国征税那么容易?政府征税难对老百姓而言是好还是坏事?这涉及到制度的设计是基于“藏富于民”的理念还是基于“国富民穷”的理念,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该思考的问题。美国征税难,政府穷,不是坏事,是对老百姓好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到现在,财政穷的政府往往是政府权力受制约、民间私权利得到更好保护的社会,而财政富有、有太多盈余的政府往往是权力不断扩张的政府,所以制约政府的征税权是好事。

美国社会财富比中国多,但那些财富绝大多是私有的,不是政府的。如果美国政府也像中国这样征税权不受制约的话,美国政府当然不会出现信用评级的下调,也不会出现共和党与民主党议员纠缠几个星期还不能决定到底可不可以把国债上限往上调的事。可是,美国议员不会那么做,他们必须要保护老百姓的收入和财产,不能让政府轻易征税;相反,如果共和党议员、民主党议员非常轻松地就答应让国债上限上调,同时又没有提出缩减开支条件的话,那是议员们的不称职,不负责任,是不应该发生的,他们有义务和责任去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在我看来,共和党、民主党还有白宫互相之间博弈几个星期,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因为每位议员都代表选民群体,不同选民的利益诉求不同,既然这些参议员、众议员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他们就应该为其背后的选民利益服务。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认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是过度放任的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而这次的美债降级风波则可以说由凯恩斯主义肇端。那次是自下而上的危机,这次是自上而下的危机。这是不是证明了这两条道路在美国都走不通,美国政府为挽救上次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失败了吗?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陈志武:目前的财政危机、国债危机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许多人原来以为有政府花钱去救市、救经济是很好的解救金融危机的办法,现在看来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采用凯恩斯主义手段,包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救市手段,最后只是把问题掩盖起来,浪费很多资源,但是问题照样没有解决。其结果是把金融危机转到了政府的手里,让政府赤字失控、国债失控。那些凯恩斯主义的做法把问题推迟,同时也把结构性问题变恶化了。

美国社会、政府和企业的负债加在一起,过去三年总体上是上升了。原因在于,虽然民间社会家庭的负债在过去三年下降了,但政府的负债的上升多于社会负债的下降额。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这次金融危机是由债务过多所引发的,那么,过去三年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来的问题,反倒使其恶化。

所以,这次国债上调的谈判过程,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以及紧接着的各个国际金融市场的反应等,都说明美国不能再按以前的模式,动不动就要刺激这个或救那个。所以,刚才我说,标普降低美国政府信用评级从短期看是坏消息,但从长久来说,通过倒逼美国财政政策,使美国经济重新恢复健康,不是坏事是好事。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体制设计,人的本性决定了什么制度安排都会在不同时候产生不同的问题。政府管制、凯恩斯主义会出问题,自由市场也会出问题。既然都会出危机,我们就得看什么制度安排更有利于人的创新,更鼓励人的创新,因为人类社会进步毕竟都是靠创新推动的。我们从计划经济、管制经济的经历中知道,政府管制往往抑制创新,会使经济死水一潭;而自由市场经济则不然,它会鼓励、激发创新。1978年时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难道不是因为计划经济之下政府管制经济过多、过死,致使社会无法前行所致吗?那也是一种危机,一种社会代价。

经济观察报:如果美国纯粹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选择,会不会又回到大量的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的局面,这是经济的正常循环吗?那些破产、失业的人该为此买单吗?

陈志武:人类历史证明这种循环也许不是坏事,应该好好利用。或许,危机是社会能够自救、自我修复的一个必要手段。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可能都逃不开这点。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成功的时间越久,就会越盲目、越自我膨胀,对自我能力的评估就越夸张。那么,接下来做的事情就越笨、越愚蠢非理性,投资决策、经济决策越来越离谱、越来越低效。当泡沫吹得越来越大,到最后怎么办?靠什么来提醒社会?危机!就像人体有问题时需要发高烧一样,退烧后,人体产生的抗体对抗病毒、细菌的能力就增高很多。美国金融市场在过去两百多年就是这样走来的。

每次危机发生时,身处其中的人有的要家破人亡或倾家荡产,有的企业会关闭,这些人付出的代价比其他人要高,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在问题被扩大之前社会不能理性判断,到最后一旦转变成危机之后,有些人要付出异常的代价可能是难以避免的。

比如,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结构性问题非常多,如果大家想避免中国社会将来发生危机的话,今天就必须调整这些结构性问题。可是,调整的动力在哪里?怎样进行结构性改革?在今天不能进一步改革的情况下,大家就只好等着这些结构性问题变成大的危机,那对社会的代价当然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