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都到哪里去了

2011-08-25 15:11

云上的日子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wp9952@hotmail.com

如果出演《蓝天使》女主角的是莱妮·瑞芬斯塔尔,而不是玛琳·黛德丽,那么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况?至少,在成为摄影棚里的女明星之后,瑞芬斯塔尔不会走上导演之路,纳粹德国不会拥有一位女性代言人。对于黛德丽来说,她是否能够走出柏林,成为一位国际明星,这还真难说。当然,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尽管瑞芬斯塔尔对自己信心十足,但是那位来自奥地利的好莱坞导演约瑟夫·冯·斯坦伯格早已心里有数,他对黛德丽“情有独钟”,只是过于自恋的瑞芬斯塔尔没有发现这一点。

对于斯坦伯格来说,起用黛德丽不能不说是一桩冒险。原因不在于黛德丽籍籍无名,恰恰相反,她在当时的柏林颇有些名气。她19岁便在夜总会当歌女和舞女,漂亮、讨人喜欢。21岁嫁给了电影制片人鲁迪·萨博,一年后有了他们的女儿,她也由此走上银幕。至1929年,她已经参加过17部电影的拍摄,并演出了许多舞台剧,几乎人人认识她,但没有人想到她会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斯坦伯格一眼看出黛德丽的潜质,他要寻找的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人”。许多年后导演的儿子,在有关黛德丽的纪录片《玛琳·黛德丽——讲述她自己的故事》中,这样形容父亲的选择——黛德丽:她“不刻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冷漠然而无私。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在乎。”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黛德丽早年演出经验。夜总会是一个恣意放纵的场所,不管是歌词还是舞蹈动作都充满了暗示。能够做到既挑逗又拒绝,既引诱又阻止,从而全身而退,需要有点本事,要能够在世界与自身之间建起一道看不见的墙。

这也正好是梦幻气质,像坐在云端中,可望而不可即。给你带来某些想象,但并不是为了让你得到。黛德丽的眼睛始终半开半合,嘴角发出嘲讽,她知道自己在那里: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

《蓝天使》(1930)令黛德丽一鸣惊人。这是一部闹哄哄的喜剧,她在其中扮演一个巡游艺术团女歌手,穿着花里胡哨的衣服,在那种乌烟瘴气的地方演出。这位叫做洛拉的歌手来自底层,她不需要像资产阶级小姐那样,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仅仅露出冰山一角供人想象。这部影片中的黛德丽是公开的,白花花的大腿、胸部和肩膀,一览无余。她将左腿搭在右腿上,身体斜靠、媚眼向上的坐姿,令许多后来者争相模仿。她还有一副久经历练的好嗓子。影片中的这首《我从头到脚为爱而生》一时风靡全球。

很难想象,80年前,一位年轻女性仅凭自身的力量,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对于女性的成见,摆脱“性感尤物”的设定框架。但是,黛德丽属于那种将计就计型的人。如果她无法摆脱你布置的方向,但却不一定按照你所指定的份额去做,她做得也许比这还要多,她的主动性和颠覆性由此显现出来。她的神态如此从容,对周围环境如此不屑,她一边卖弄风情,一边表现得如此冷漠;一边满足观众的饥渴的欲望,一边却公开嘲笑它;与其说她是一个挑逗者,不如说她是一个挑衅者。

导演本人的说法是:“她是一个具有奋斗精神的女人。有着惊人的美貌,良好的领悟力,敏捷的反应能力。她的反应真实自然。她经常给我一种不仅是我想要的形象,而且比我要的更好。她真是一块宝物。”当她超越了导演的要求,她也超越了观众,尤其是超越了她自身。她是一个不断超越的、成为一个对她自己来说也是谜的女人。

这本《希特勒的女明星——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提供了如何理解这类“妖女”形象的另一种解读。1938年,也就是戈培尔禁掉《蓝天使》的这一年,纳粹女性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国家社会主义女性瞭望》,其中将两组女人的照片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一组被称之为“颓废的”、“被扭曲的”和“不自然”的,“浅薄轻佻地供人娱乐的对象”,就像黛德丽《蓝天使》中所扮演的。另一组则是身穿针织运动服或是农民打扮的女孩子,有的在锻炼身体,有的跳着民族舞蹈。喜欢做登山运动的瑞芬斯塔尔是后一种美学的代表,至少在希特勒眼中是这样。这类“健康的”女性通往民族繁衍之路。

我们的耳朵听起来比较陌生的是,在纳粹表述中,前者那种个人享乐主义的美学,没有被描述为“美国文化的代表”,而是被说成了“一种鲜明的犹太风格”、“来自犹太人的污染”。在他们看来,上个世纪30年代好莱坞的“罪恶”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被犹太人所控制”。

说来惭愧,第一次听说黛德丽这个名字,竟是在翻译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的著作时。米奇尼克说:“如果要在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选择一个,我宁愿选择黛德丽”。正是这么一个文不对题的回答,让我马上找到黛德丽的电影来看。

在《蓝天使》首映式的当晚,黛德丽搭乘船只去美国。她在船上从电报中得知,影片因为她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去好莱坞是因为导演斯坦伯格的邀请。并且在同年年底(1930年),这二位拿出了另一部影片《摩洛哥》。这部影片反响极大,获四项奥斯卡提名,包括最佳女主角。影片中对于灯光的处理更是为人称道。

在《摩洛哥》中,斯坦伯格对黛德丽进行重新包装。为了适应好莱坞的要求,原本微胖的黛德丽体重减掉十五公斤,强化突出了她面颊的凹陷和脸色的苍白,并通过改变头发的颜色,使她的鼻子看起来更加修长。在这些改变中最具有颠覆性的,是让黛德丽一身男装打扮,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大胆的开创。她是好莱坞女演员中第一个穿着长裤走到观众面前的。

她仍然扮演一个歌女,与她从前的真实身份差不多。这回她爱上了一个落魄士兵,战争的气氛令人的内心变得绝望颓丧,对方是一个心猿意马的人。影片中黛德丽的著名出场,每每被人们提起。身材高大的她身着黑色燕尾服,戴一顶黑色丝质礼帽,手指中夹一根细长的烟,旁若无人地来到酒吧里的一群士兵中间。在慢悠悠地抽完一支烟之后,才又亮出她的歌喉。除了美貌,她的歌声仿佛是上帝一件附加赠送的礼物,低沉性感,直往人心中去。

令人惊讶的举动还在于,唱完歌之后,她居然从一位女宾头上摘下了一朵花,放在手心里掂掂,随后迅疾地吻了那女人一下。这个细节过于大胆,也过于暧昧。这个举动将黛德丽再次送往云霄。一旦她开始超越角色、超越导演和观众,她肯定不会就此而止步,而是要向更加深邃、神秘的生命荒原之处进军。她的某些潜能被唤醒了,她身上沉睡的潜能获得了完整的和完美的形式。

很可能,男女的性别之门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彼此之间关得死死的,尤其是人的内在精神气质,那些美的气质。果断中包含的力量,凌厉中包含的速度,承纳中包含的重量,这些都非男性所独有。就人的美德而言,更加难以区分哪些是男性的、哪些是女性的。男人和女人一样可能是慷慨无畏的,一样可能是理性节制的。一个人如果不是被世俗的框架限制住,不是恐惧地躲在既定角色里面,是能够同时体验到自己身上双性之美的。黛德丽有一句话形容她自己:“我内心中是位绅士。”谓之“绅士”,也不能男性专属。体面大度的女性大有人在。

而妖娆妩媚,也并绝非仅仅女性所能展示,闭花羞月也是一种男性之美,比如张国荣所体现的。女性能够在妖娆中兼备挺拔慷慨,她的女性气质并不因此而减少,反而更加突出了。在这个意义上,将黛德丽形容为“中性”是非常不合适的。双性不是中性,中性容易与“无性”混淆。双性是指同时拥有两种性别之美,让它们同时发挥,而不是丧失它们任何一方,更不是让它们互相抵消。也有说黛德丽“让男人欣赏她的女性气质,让女人欣赏她的男性气质”,这也不确切。为什么男人不能同时欣赏这个人的女性和男性气质,而女人不能同时欣赏她的男性和女性气质?

这部《摩洛哥》让她成为好莱坞最为耀眼的明星,其声望与葛丽泰·嘉宝平分秋色。她与斯坦伯格成了派拉蒙的吸金宝典,嘉宝则效力于米高梅。黛德丽与这位来自瑞典的大明星有过一段交叉:她一度与法国影星吉恩·盖宾恋爱,租了房子住在嘉宝隔壁。一对情人之间整天缠绵嬉戏打闹,令嘉宝非常困惑。她不得不经常在傍晚时分站在垃圾桶旁,隔着围墙带着好奇的眼光,去看看这两人到底是咋回事。

《上海快车》(1932)中黛德丽被称为“上海莉莉”,十里洋场著名的交际花。这回她出场的时候像一只“火鸡”,大衣的领子与袖子上镶着黑色的动物羽毛,面纱下面是那深凹的眼睛,两片永远带着讥讽的薄嘴唇,明显抬起的下巴释放着不屑和不逊。当她在北平乱糟糟的火车站出现,她宽大、凌厉的肩膀和迅疾的转身,更加能说明问题:她不是乱世中飘浮的一根羽毛,而是能够搅动某些格局之人。

 

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理论和当代中国先锋文学。近年来同时从事思想文化评论写作,并译有当代中东欧思想及文学。代表作品有《思想与乡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