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文

什么是大事？

又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了。

这次轮到了深圳。大运会与此前的各种大会没有区别。“盛世”仿佛多了一个佐证。

这个风气是隋炀帝开创的，也许更早。

不过，自2008年奥运会以降，世博会、亚运会、大运会这些“大事”的气派是一蟹不如一蟹了，当然也与主办城市的级别逐次下降有关。国际奥委会主席希望在中国再办奥运会的新闻，似乎预告中国将掀起新一轮主要面向外国人的各种大会的热潮，“万邦来朝”的盛世之景将再现（有不愿来的，中国代为出资也要请他们来）。但至少在网络上，这又一轮的宏大设想非常不受欢迎了。

其实，并非花钱越挥霍，事迹就越辉煌，虽然钱都是百姓的。百姓也开始明白，那些钱都是从他们的腰包里掏走的——那只另一种“无形的手”现形了。

“大事”也在现形。它们的进展似乎不太顺利，近日的事件有桥梁倒塌、动车追尾、高铁降速、渤海漏油、云南铬污染、大连化工厂几乎泄漏有毒物品——事实证明防波堤是靠不住的。因长期坚持巨额亏损，中投公司被誉为“散财童子”——不是《华严经·入法界品》里53参的善财童子；外管局宣称，中国的外汇不是百姓的血汗钱，那是央行印刷人民币换来的。但央行不是美联储，并没有在国外空手套白狼的能力。事实上，多印的人民币的下落很明确：正在国内制造通货膨胀，更多地剥削百姓的血汗钱。

中国诸多问题的根源，是一个极为落后的官僚体制仍然企图全面控制正在步入现代的社会。

因此，要“办大事”，首先必须彻底改变办大事的方式，否则，所有“大事”都必将如神马浮云般飘散。为此，我们需要看清历史，看清未来，了解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做好这件大事只需要学习一点历史和历史哲学的常识，而不必举全国之力去劳民伤财，并大量指定“高危分子”。我们将知道，放在历史之中，现在所谓的“大事”其实都是相对琐碎的小事。

当前的最大事是设法顺应历史潮流。历史知识和历史哲学可以帮助国家避免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历史确实在一路上抛弃垃圾。在冷战时期，中国曾热衷于争夺“历史垃圾堆”的管辖权，并随意往里抛掷宝物，现在又成为拾荒者，想捡回一些丢弃物，有时难免把垃圾当作宝物。

中国有人在历史垃圾堆里埋头翻检，找出来的未必是被丢弃的宝物，甚至未必有循环使用的价值。他们自以为站在宝山上，假装看不到垃圾堆的存在，乃至久而不闻其臭。

美国仍在高声谈论“历史垃圾箱”（“箱”比“堆”有条理些，拾荒者也需要与时俱进，毕竟是垃圾分类的时代了），前一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还要把轻视美国的国家扔进去。前几天，美国得克萨斯州州长、共和党员里克·佩里在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时说：“我相信美国是人类的最后希望。”他们都坚信美国在引导历史的前进方向。这不稀奇，小布什和他的班子也是如此。在苏联阵营瓦解之后，还在说这种话的，大概只有朝鲜和美国的政客吧。

历史哲学中的循环论

历史哲学与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而政治学只有在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中才被允许存在，在自由受到更多保护的制度中才可能发展，这就像非经院哲学的神学研究只有在神学式微之时或之地才可能繁荣，更何况政治学是关于行动的知识，必须从政治行动以及其他行动中得来。

在专制体制中，政治是平民不可触及的禁区，理论多是控制手段的总结。法家推崇专制制度，法-儒合流是过去2000余年的统治工具，而且战乱及皇帝的无能（或开明）也时常在客观上造成了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但法家思想在秦汉以后仍无大的发展。在秦汉模式建立初期，董仲舒（前179-前104）是专制制度的政治理论奠基人之一。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中包含有历史哲学，即三统循环说。他的理论多指向政治实用，而且多是对前人思想的拼凑。但他还是多少保留了早期儒家的悲天悯人的真实情怀，比后代的伪儒家好一些。

根据董仲舒的三统说，朝代更替循着黑、白、赤（红）三色的秩序，夏商周三代即是。汉属赤色，在新的一个轮回中。据史书记载，汉高祖刘邦是赤龙之子，还记载了他杀白龙之子的故事。这个神话故事早于董仲舒的“三统”重要思想，把“天命”赋予一个乡间无赖。但刘邦的一些直系后代很有出息，出现了文景之治、武帝之功。汉朝是皇权专制时代的第一个赤朝，也是最伟大的一个。

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由此可知，他的“道”是形而下的“治道”，从属于“天”而非天道；他的“道”也不是道教的“道”，后者更接近他所谓的“天”。新朝只需要改变皇帝的服饰、仪仗等的颜色，由黑而白，由白而赤，不需要改变治道。董仲舒说：“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这些都不必改变，一仍其旧。政权变颜色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新皇帝只需恢复前朝的样子。皇权专制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了。

清末，当世界的“天”早已变了，而原来按部就班的政治传统已经难以为继的时候，还有人坚持“道”不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依据春秋公羊学的传统，以及《礼记·礼运》的“小康”和“大同”两个历史阶段，提出“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在三世说中，历史呈步步上升的趋势，而不是三统说的简单重复，包含了康有为希望中国进步的愿望。三世说的影响至今不衰，根据邓小平理论，我们现在正摸着石头过河前往“小康”社会。

康有为希望借“天变”的警示，打破满清“道亦不变”的绝不政策。他失败了，前清也因此灭亡。

康有为走到了中国历史哲学与西方历史哲学的交汇点上。一般而言，历史哲学可大致分为线性观和循环观两大类，后者在东方思想（但不包括伊斯兰思想）中是主流，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却不多见。古希腊人认为，城邦的各种政治制度在彼此转换中。专制可以走向民主，民主也可能转向专制，没有一种政治制度是永久不变的。古代民主制不像现在这样稳固，而现代专制也远不如以往那样稳定。

在基督教世界，人们普遍相信历史是线性的向前发展，他们很少想到循环和倒退的可能。有几位重要的思想家是例外。

列奥·斯特劳斯把现代性的起源上推到尼可洛·马基雅维里 （1469-1527）。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中，以推崇理性、相信进步为标志的现代性达到了一个高峰。但马基雅维里与那些哲人们不同的是，他持历史循环论；相似之处是，他也支持自由的共和制，蔑视专制制度。

相对于线性历史观，历史循环论不仅符合现实，还有一些好处：它把人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使他们敬重自然，敬重神灵，避免无知的狂妄；历史各阶段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进步也不是必然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为了正义的制度，人们必须奋斗和抗争，而不是等待它的自动到来。这对相信永远进步、相信历史的尽头有天堂（或共产主义社会）的现代性是有效的解毒剂。在直线前进的历史观中，人们向往天堂，在“没有救世主”的歌声中寻找“大救星”，放弃他们的自由，然后温顺地被领入屠场——他们的历史的终结。这样的场景在20世纪许多国家上演过。

在现代性的潮流中，乔万尼·维柯（1668-1744）几乎孤独地反潮流，在也是反理性和进步的浪漫主义于19世纪兴起时，他才被发现。维柯的《新科学》是一门关于历史的科学。他认为，世界各民族的发展都要经过三个阶段：诸神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这个理论展示了一个权威逐渐下降的情景。当人获得了完全的理性，耗尽了他的智慧，政体和哲学腐化，凡人时代也就结束了，虔诚、信仰和真理回到人间，历史在神的注视下开始进入新的轮回。

维柯的论证很深奥，大都以古罗马历史为依据，但这不妨碍他的理论对其他民族的启发作用。在维柯的三个时代论中，时代的转变须有深刻的社会和思想变革，不同于董仲舒的三色转化，那只是简单的夺取政权；也不同于康有为的乐观向上的三世说，因为时代变迁不必然带来进步。如果没有真正的制度变革，所谓的“新社会”并不会比“旧社会”更好，也许还会更坏。为了改善，甚至只为了不变坏，一个社会需要时时获得强大的动力。

从维柯的理论可以推论出，那些还没有进入人民统治（民主共和时代）的国家现在处在英雄时代的末期，而过去的“英雄”已经被人民识破和抛弃，作为专制权力的基座，他们已经在垮塌中；带领国家进入民主制度的人将成为新的、最后的英雄；民主国家的种种弊病，可以用诸神时代的“虔诚、信仰和真理”来治疗，这样的治疗已经出现；历史不可能产生一个时代，人们能够一劳永逸地安享，如在天堂一般。

人们不应无视自己更为严重的问题，而放眼世界，一心观看遥远之处他人的弊病并为之欢欣鼓舞。一个人的疾病不能证明另一个人的健康。我们可以肯定，专制不应是民主的未来——即使民主已经被腐化，因为专制的腐败与残暴最为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