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承者说他看上去年轻了很多。仍然是简单的黑色西服和白色衬衣，惯常的短发，脸上挂着的也依然是那副刚强和固持己见的表情。他刚刚结束了自己在哈佛大学的第一学期课程，经历了一连串的旅行，在新加坡感慨过当地的水处理工程，在韩国参观过让他赞叹不已的三八线附近的出版城，现在终于可以坐在北京喘口气了。
大约半年前，当王石宣布自己要开始为期三年的游学生活时，还成为一桩不大不小的新闻。房地产成交量下降、一些城市的限购政策出台、银行对个人房贷出新政，以及政府雄心勃勃地规划社会保障房建设，是他开始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时的背景。王石的西行求学，随后的任志强从华远集团退职，以及冯仑的辞任万通董事长职务，被一些媒体引申为中国地产业巨头时代的结束。
公众，包括我在内，总是秉持简单的美国英雄电影传达的观念：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换一种说法，当社会与公众赋予你名声与荣耀时，你要利用它们来为公众利益服务，超越仅仅考虑个人利益的大众。王石就是这种观念的“受害者”。作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商业巨头之一，他曾经被包括我在内的访问者们追问对各种大问题的看法。我们期待他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成为这个社会的楷模，正直又睿智。这种逻辑的过分延伸，可能造成了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王石的捐款言论在互联网上掀起的轩然大波。在随后的一次谈话中，王石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感到恐惧。他对我说，他所能设想的最坏的情况，就是当大众反对他的声音进一步高涨时，他必须辞去万科董事局主席的职务。而接下来，失去了公司的保护，他走在街上都可能遭到乱石的袭击。我说，那不就是回到了中世纪吗？他看着我回答：如果你走出大城市的文明的保护，走到公众情绪不可控制的地带，你以为那就不是中世纪吗？
再次见面，非常好奇他在美国的生活。我问他在哈佛的社交生活是怎样的，他却回答说自己根本没有时间社交。大学的生活被严密规划，一点不亚于他在公司的管理者身份。每天早上是固定的英语课，下午到哈佛教室上课，晚上要完成课堂上交待的作业——读各种参考书目，以便第二天教授提出问题时自己给出的答案不离谱。“我之前登山登了十年。这件事情是看上去很难，但是当你真正开始登的时候，会发现它没那么难；我决定去哈佛读书的时候，也知道一定会很难，但是真正去的时候，发现它比想得还要难。”王石说。
首当其冲的困难是语言。这是已经预料到的。为此，他请了一个助手和他一起上课，上完课，他就拿自己记的笔记和助手记的笔记比较，最初发现自己上课只能听懂20％的内容。当他渐渐能听懂60％之后，就辞退了这名助手。
尽管他在中国大陆已经是屈指可数的教父级商业人物，但在美国的生活,并不像外界想的那样有秘书和助手来帮助他达到个人的便利。我问他是否会主动回答教授的问题时，他的脸上流露出略带羞涩的笑容：“基本上是老师眼睛看着你，示意希望你发言时，你就假装低头没看到。”“你是教室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吗？”他又是一笑：“这话我不爱听，你是说我年纪大吗？”
除了校方有意让他开一门讲座外，他在哈佛大学过着与在中国截然不同的生活：除了电话参加董事会和飞回来参加股东大会，没有任何商业会议；没有媒体的访问，没有和仰慕者不时的交谈，可能惟有中国大陆的游客才知道这个哈佛课堂上的中国人是谁，但是这些游客们最多也只是逛逛哈佛校园，不会在教室里看到他。
被他视为最困难的事情是完全的陌生感，“除了语言，还有很多意料之外的难处。”申请信用卡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各种陌生单词和对当地银行规则的不熟悉扑面而来，“效率实在是太低了”；在纽约坐出租车时，有时候因为和移民司机说不清楚地方，“被轰下车的情况都有”。
即便如此，他仍然选择让自己彻底地投入到这种陌生感中。他嘲笑有些“访问学者”是“来的时候一句英文听不懂，走的时候还是一句英文听不懂”。他是个勤奋的听课者，甚至还专门到MIT选了一门城市规划课程，从教授放映的PPT上去了解城市的兴衰。“如果城市仅仅是因为经济才保持繁荣，那么今天的硅谷会像之前的匹兹堡一样衰落。因为匹兹堡就是它的年代的硅谷，拥有众多石油和钢铁公司。”“让城市保持繁荣的原因还包括定居者的企业家精神。这一条原因让我恍然大悟。如果这样说的话，深圳还会继续发展，你从国内的城市中，找不出几个像深圳这样企业家精神这么强烈的城市。”在王石看来，哈佛就像一座修道院，人们在其中专致于知识的研讨，“在大学里你会觉得吃饭是一件很多余的事情。”
看到什么让他赞叹的东西时，他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个东西对在中国做事情有什么启发，“我不像你们这么忧国忧民，我还是从一个企业家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能怎么做，可以做点什么。”哈佛暑假开始的旅行中，他经常有这样的感慨。
新加坡让他大吃一惊。本来他认为，当这个城市国家决定发展博彩业来为经济发展增速时，它已经无可尊敬；但是当他看到新加坡政府支持下的水处理工程建设和不远的将来可以实现100％的水资源自给时，仍然叹为观止。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所有生活用水都必须从马来西亚进口，这本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资源软肋，“但是这个国家竟然将一个本来是缺点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以想见新加坡必定会在全球的水处理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在另一组宣传片中，新加坡政府开发出一条感应系统，将建国初期的甚至会在电梯中撒尿的渔民变成教养良好的市民。“在去美国生活之前，我一直是西方价值观的拥护者。现在我开始想，是不是东方的家长式的方法，也可以造就繁荣与文明？现在我们的城市居民要比那时在电梯里撒尿的新加坡人素质好多了。”王石说。
首尔三星美术馆的一幢建筑同样让他感慨不已。“它也是由CCTV大楼的建筑师库哈斯设计的。可是它的外表看上去非常朴实无华，跟CCTV大楼的外部观感完全相反。”通过没有任何问题的程序，我们选择了后来有很大争议的库哈斯方案，而不是事后看来更贴切的安藤忠雄的方案，“问题不在于建筑师，而在于我们作为业主出了某种问题。”王石说，“我说这话也是从万科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我们也开始跟很多国外有名的建筑师合作。”
让人惊讶的还是他的独立感。所有人都或多或少认为王石到哈佛去，并不会真的像一名普通的学生那样，去重新融入一个全新的环境。他的年龄和他已经达到的成就，都会妨碍这一点。但是王石却真的做到了！他再一次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那些最简单的原则，而且不会为人通常会有的弱点所累。这让人相信，即使没有了万科的背景和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王石也会重新成为一个让人尊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