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场政治到公民社会

丁力2011-09-05 14:13

中国正处在历史性大变革的前夜,对此,政治色谱上的各种人有一个大致的共识。中国今后向何处去?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左和右从他们各自的立场提出了建议,双方都有可观、可取之处。

在上一期(8月29日)本报的54版,萧功秦先生发表了《中国转型的困境与出路》一文,读罢很是敬佩他的远见卓识和良苦用心。他对民粹主义、广场政治的担忧非常有道理,对公民社会的支持令人感动。但他的论证似乎不够全面,因此我想跟在其后拾遗补缺,略做一些补充。

本文虽然是有感而发,却又不完全是向萧先生讨教,更多的内容是我在自说自话;而这两部分是混在一起的,缺乏清晰的界限。敬请读者阅读萧先生的原文,以免在我的转述中误解萧先生的原意。

 

左与右的分歧

在对当前中国重大现实的判断上,如社会矛盾及其严重性,左和右几乎没有分歧,甚至非常一致。

左与右的分歧主要在对问题成因的分析和解决方案上。

左的解决方案是沿着国内的历史脉络向后退。如果以过去2200余年为限,复辟的选择余地并不大。从秦到清的制度不宜再继续模仿了,袁世凯因称帝而亡;而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手下败将,虽然他的时代有可圈可点之处,却难为今日之师。因此,可供后退的“过去”很短,只剩下1949-1979年期间,即“文革”及其之前的10多年。毛左是那些特别赞赏文革的左派。

据说还有新左——使用国外批判工具的左派。不过,在外国人的理论框架内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新”。在20世纪大约一半的时间里,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都有决定性的影响,甚至直接发号施令。

新左与毛左不是本文的重点,而萧先生对他们有非常精彩的介绍,请读者自去原文中查找。

右的解决方案是继续前进,他们的立场也不“新”。右主要是向“外”寻求参照物。这个“外”很大,现在占了大半个世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中。民主的成功经验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遍布几十个国家,以及中国的台湾,今年又在多个阿拉伯国家取得初步胜利。民主不是空想的、自称“科学”的主义。民主已经得到实践的证明,不需要把国家变成“科学”实验室,把国民当作小白鼠。早在数十年前,民主已经跨越东西方界限,不再是西方的制度。所以,向其他国家(不仅是西方)学习没有萧先生说的那样“激进”。民主是最温和的前进路线。

关于左与右的介绍到此为止。

左与右是名词,不可在现实政治中拘泥。我们借助名词理解世界,但如果企图用名词来划分和改造世界就危险了。更危险的是用抽象名词来划分和改造世界,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并把它们对立起来。当前流行的左的批判思维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西化”的抽象名词的二元对立。

新旧保守主义

萧先生赞赏“新保守主义”,也承认大多数右翼人士持温和渐进的立场。他们之间好像应该有不少共同点。可是,萧先生站在新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又把西化自由派、毛左派、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列为他的三个“批判对象”,把这些“主义”们都归类为“激进主义”。

在“西化自由派”这个词中包含一个常见的自我歧视:把自由归功于西方,并且只归功于西方。任何为自由而呼喊奋斗的中国人好像都是被西化了。其实,虽然专制在东方有悠久的历史,但现代专制却是在过去100多年中从西方传到东方的。现代专制的实行者和拥护者根本无权批判西方,他们的西化程度也许比自由主义者更深,如果只看对西方创造的物质成果的贪婪程度,他们更是几乎独步天下。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设置一个“西化自由派”,岂非在暗示还有一个“东化奴役派”?这一派里有哪些人呢?

自由或奴役不是一个地理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古人同样珍视自由,并且发展了丰富的自由观念。试想,完全被奴役的人们,文明如何可能延续4000余年,并如此昌盛,让我们今天仍然望尘莫及?

近来提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实际上明确承认今不如昔。否则,又何必“复兴”?为什么不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我们的远古祖先确实“阔过”,这一点不待阿Q而自明。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由之后,我们的文明才开始衰退和萎缩,沉溺于精神胜利的阿Q们才日益增多,现在才需要“复兴”。

“复兴”必须从恢复“自由”开始。自由是通往各种繁荣(从文明到经济)的唯一路径。我们的祖先珍视自由,却没有找到保护自由的方法和制度(这可能真的与地理条件有关)。他们只能向自然和内心逃去,试图在化外之地和方寸之地维持一点自由,最后却发现道路越走越狭窄。最后,“洗澡”和“洗脑”运动不留一点自由空间,文明和国家也就彻底被窒息了。

现在,我们只不过是要参照“西方的”制度来保护“我们的”自由。制度是个人、国家和社会的支柱和保护壳。毫无疑问,民主制度的支撑和保护工作做得更好。是否“西化”只会增加和减少自由,但永远不会改变自由的归属。自由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

中国在近代第一次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之时产生了保守主义。晚清理学大家倭仁(1804-1871)是朝廷高官。这位保守主义者高举“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大旗,旗帜鲜明地反对夷化(即西化),无情地揭露洋务派“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不过,那些反“夷化”者的“人心尚古”,他们也反对西方的物质享受,与今天反“西化”的同类很不相同。而百余年间不变的是,反对夷化(西化)者既不能体会“人心”,也不了解世界大势。

在发动1861年的祺祥政变之后,慈禧太后领导了“同治中兴”(1862-1874),洋务运动如火如荼。中兴结束之后她继续垂帘领导大清国,直到1908年去世。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这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仍是太后的60岁大寿。

太后是满人,倭仁是蒙人。按照今天反“西化”者的立场,她和他应该首先反对“汉化”,然后再反“夷化”。但他们没有反对汉文明。今天的人们好像应该比他们的胸怀更宽阔一点。不然,老佛爷也成了激进分子呢。

除了在1900年因不明真相,听信谣言,误以为列强要她下台,于是发动义和团,向11国同时宣战之外,老佛爷不是激进分子。因此,洋务运动一直是官商勾结、半中半洋、不中不洋,在老佛爷六十大寿那一年中迅速崩溃;也因此,清末的宪政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直接导致了清朝的覆灭。

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仍然说向西方学习自由民主是“激进”,这样的“新保守主义”显然不够“新”,而且还容易混淆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那些家伙可是在大张旗鼓地弘扬西方文明和传统价值。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要“保守”什么呢?除了各种“西化”的物业之外,中国现在几乎空空如也。

应该先有可以保守的东西,然后再保守;先保守,然后再主义。这个渐进的保守主义顺序可能适合保守主义。不然,今天的保守主义也太激进了,可称为“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

民粹主义和权威主义

在1980年代,“新权威主义”是一度流行的思潮。萧先生认为,新保守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改进版。他反对民粹主义,提倡权威主义。其实,这两个主义是如影随形的亲兄弟。

民粹主义是舶来品。我们熟悉的这个民粹主义发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对沙皇专制统治失望的知识分子把希望转向下层平民。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不少民粹主义的血统。可以说,苏联的极权主义从民粹主义开始。现在还有一些失落的俄国人怀念苏联,寄希望于权威主义,但这个主义早已失去了百余年前的“国际大环境”。

萧先生反对民粹主义是正确,但权威主义不应是替代品。这两个主义是弯曲的道路,在不远处相交。权威主义者需要人民的盲从,为此要假意抬高他们,如在广场上演讲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没有权威主义的煽动和支持,民粹主义不可能走远,如在19世纪的俄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貌似民粹主义,实为权威主义。革命人民在最高权威的绝对领导下高呼着“万岁”“造反”。后来,毛泽东自己还批判水浒式的“造反”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肯定不是真正的造反。

萧先生把陈水扁当作利用民粹主义的例子。为了赢得大选,阿扁固然在用民意玩火,以加强他的权威,但大陆的应对也有很大偏差。

在威胁使用武力时一定要具备两个要素:实力和意志,否则只会自取其辱。那时的大陆这两条都很缺乏。武力威胁只是刺激了台湾的民众,帮助陈水扁当选。如果大陆对民主(尤其是初级阶段的民主)有些了解,本可以拿出更好的应对措施,把信息传递给台湾的诸多要员,而不是选民。

萧先生还举例说,南美有人说过:“给我一个阳台,我将成为总统。”这或许只是一种表达自信的说法。阿基米德说过类似的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如果今天有狂人重复这句话,政府一定不要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保护地球运动,更不必动用权威主义的手段,实名登记乃至收缴销毁民间任何可能被用作撬棍的物件,如各家的烧火棍和自来水管。

南美的选民已经成熟,古巴都在改革,现在的阳台总统大概只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了。如果统治者不能彻底封锁信息的传播,煽动民众情绪将越来越难。所以,需要担心的是权威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后者只是前者的小跟班。

讨论政治时必须牢记:高度集中的权威有害国家治理,有害民生,有害很多很多事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社会,统治者必须首先获得合法性,然后才有可能享有权威性。没有合法性,任何权威主义的设想都是镜花水月。

以上谈了太多的“主义”。如此搬弄抽象名词把我自己绕得头昏脑胀,读者可能也不耐烦了,“我的朋友胡适之”更会在天上提出批评的。下面还是谈一点现实“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