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大连达沃斯年会

2011-09-26 18:36

近藤大介/文

今年9月,来自158个国家的1530人汇聚到了中国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年会”。这也是我自2007年以来第5次参加该年会。中国总理温家宝于9月14日上午所做的基调报告拉开了本次“夏季达沃斯年会”的序幕。回想起来,温总理也是连续第5年参加“夏季达沃斯年会”了。2008年秋,当雷曼兄弟破产,美国金融危机逐步波及全球的时候,温总理在“夏季达沃斯年会”上宣布“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将负起责任”。因此,温总理今年的发言备受关注。

然而,在温总理近30分钟的演说中,并没有很多新奇的内容。直至“达沃斯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总裁提问说“请您具体地谈一下中国将如何应对如今的欧美危机”时,温总理才回答说“更多地吸引中国企业入驻是美国增加工作机会的关键所在,同时欧盟将中国认定为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是十分必要的”。温总理这个回答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国承诺拯救世界”的信息,同时在更深的意义层面上,明确提出了中国介入欧美危机的前提条件。

由此,欧美与中国的攻防战拉开序幕。并在接下来进行的主题为“中国的下一个增长前沿的发展”的研讨会上继续展开。刚刚就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前美国商务部长),中国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建林,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2010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参与了“攻防战”。

骆家辉:如果美国的消费有所增长,那么中国的经济局势也将有所改善,所以中国应该更大力度地帮助美国恢复经济。

李稻葵: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所以中国正在尽全力帮助美国恢复经济。如果乔治·索罗斯拥有3万亿美元资产的话,也许早就抛售了。但是中国却很耐心,一直持有美国国债。如果美国想让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那美国就拿白宫来做抵押担保怎么样?(笑)如今美国的经济状况比里根时代更为糟糕,想帮助你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中国今后应该考虑更为多样的投资方式,比如在美国投资铁路建设,或者购买像苹果公司、波音公司之类的业绩卓著的企业的股票等等

王建林:美国一方面宣称要扩大中方的投资,但另一方面,当我向美国酒店业的龙头企业提出投资的时候,竟然全部遭到拒绝。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人只需要一成不变地在美国开中国餐馆就行了?

骆家辉:这件事并不是美国政府的规定。在我担任商务部长的时候,一直支持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拉斯维加斯不就是通过中国的投资才得以恢复的吗。所以我希望您能够源源不断地对美国投资。

李稻葵:我想对美国说的是,绝对不要再走保护主义的道路了。2009年的中美轮胎特保案(美国对中国制造的轮胎附加高额的报复性关税)就对两个国家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骆家辉:正如奥巴马总统所强调的那样,技术革新是美国经济复兴的关键。我们相信通过新的技术革新,美国的经济一定能够得以复兴。美国的力量的源泉就是法律保障下的机会均等。

骆家辉大使是中国广东华侨的后裔。在研讨会结束之后,我向骆家辉大使询问了一些关于他“华裔美国人”身份的问题,他如是回答道:“我以我的先祖是中国人而自豪。能够在美国任职,并且这次得以重返祖国,我感觉万分荣幸。因为美国大使是美国纳税人的代表,所以昨天我乘坐经济舱从北京飞抵大连。今后我的使命就是尽我的全力促进美中两国的发展。”

回想起两年前的“夏季达沃斯年会”上,如今身为下届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上任美国驻华大使洪培博华丽地上演在中国的首秀。比起一口流利中文的洪培博大使,华侨后裔的美国人骆家辉大使不会说中文,而且略显素气,但是却能让周围的人感受到一种严谨耿直的气质。

在年会第一天的最后阶段,与会者展开了以“第二次大收缩?”为题的讨论。登台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副总裁朱民,花旗银行原董事长罗兹,比利时经济部长范奎肯本,香港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诸立力,印度权威国会议员辛格等重量级人物。辛格指出,发达国家的棘手问题再次给新兴国家造成了困扰。印度与中国应该尽快就“亚洲国家如何避免欧盟危机带来的影响”展开磋商,特别是在时下存在高通货膨胀危险的时候。诸立力则表示,世界范围内的大型企业尚有余力应对欧盟危机带来的影响,但是中小企业显然已经力不从心。在此,我想向全世界的中小企业经营者呼吁,多加关注最有发展前景的中国和印度的中产阶级。他又指出,如果说这次的欧盟危机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唯一的一个好消息的话,那就是加速了人民币的国际化。美元不安全,欧元也危险,此时的人民币就像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必将备受瞩目。

当在场的与会者提出金融危机的“二次探底”是否会到来时,被挤得水泄不通的会场立即出现了不安的骚动。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回答说:“我认为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只有‘发达国家在今后的两个季度内持续陷入经济负增长’才是‘二次探底’的危险信号。目前,发达国家应该做的事情是努力挽回世界投资,而新兴国家应该尽全力扩大内需。”而对于是不是应该援助希腊的问题,花旗银行原董事长罗兹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如果不援助希腊,那么欧盟整体就岌岌可危了。欧盟全体成员国必须遵守在巴塞尔达成一致的银行的自己资本准则。并且应该将原定11月召开的G20提前至本月内召开。危机已经刻不容缓了!”

顿时,容纳了500多人的达沃斯会议大厅就像沉没前的泰坦尼克号的客舱一样,被凝重的气氛所笼罩。最后有人提问说,欧元债券现在是买还是卖?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发自肺腑地呼吁:“现在不论是哪个国家想逃避危机都将必死无疑,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问这种问题了!”

年会第二天的讨论再次以欧盟危机问题为中心议题。在以“反对全球化的浪潮”为议题的研讨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印度最大的商务外包公司“简伯特”总裁Tyagara-jan,波士顿咨询集团全球总裁Briikn-er,WPP首席执行官苏铭天,Traurig主席Bacchus纷纷上台发表演说。

苏铭天: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日本虽然富有,但是又无法完全依靠。所以当时全凭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领导力才挽救世界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奥巴马总统将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了明年秋季的总统大选上,另一方面欧盟内部也没有具有强大决策力的政治家,所以中国和印度成为了世界的依靠。200年前,中国和印度的GDP之和占全世界的40%。现在正是“回到未来”的时刻了。

Bacchus:G20与WTO的职能不完善,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些时候提出的保护主义的雇用政策遭到加拿大的反对。现在可以依靠的只有中国了。

Brikner:如今发达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2%,而新兴国家为8%~10%,真有种世界被一分为二的感觉。

朱民:我们需要把国家和企业分开来考虑。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说,去年新兴国家的GDP占全世界的47.8%,所以世界经济已经由原来的北北贸易时代步入了南南贸易时代。不过从企业的层面上讲,多国籍企业也拥有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的优势。不管怎么说,在今年11月召开的G20上,金融体制改革应该会成为中心议题之一。

Tyagarajan:全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迎来了以BRICs为中心的时代,同时也迎来了发达国家的所有企业纷纷进军印度和中国市场的时代,这也给两国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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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周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