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文

在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上，“五道口”已经成了专有名词，专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30年前，198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挂帅，由属下金融研究所出面创办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四大银行：工、农、中、建，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参与创立和教学。之后，它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这是中国当代教育史上最小的研究生院：1981年第一届招生18人，第二届22人，第三届23人。几十名学生，加几位教学管理、后勤人员，没有专职教授，却是“成才率”最高的学院。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一个五道口现象：五道口的毕业生，形成了一个对中国金融资源、财富、机构整体性影响的群体。仅就一所学校形成网络，对历史产生影响的现象而言，五道口并不独特。比如，美国有哈佛大学，中国有清华大学，民国有政治大学等，然而，像五道口这样体积小、能量大、历史短、膨胀快，转动资源大者独一无二。

2011年9月23日，在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五道口纪念它的30岁生日。在很多道口人心里，这场纪念，与其说是庆生，不如说是告别。历史在这里定格，——五道口被并入清华大学。

应运而生

1981年，中国的金融改革不仅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全面启动。与农村改革、企业改革比较，金融改革的困难尤其明显：

首先，没有参照系。1949年以前，中国虽然是二元经济，金融货币经济却相当发达，与世界同步。中国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创建国，拥有现代银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一流的银行家、金融家。即使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金融业也没有中断。但是，经过计划经济时代，1949年以前的金融体系，回不去了；前苏联比中国迟缓，没有多少参考价值；西方无法复制。中国必须另辟蹊径。其次，没有足够的思想理论资源；第三，人才匮乏。尤其缺乏立即可以派上用场的新型金融人才：思想解放、知识结构新、热衷改革、年轻。问题严重啊！在上述三大困难中，人才无疑最重要。然而，人才哪里来？无非是三种选择：

第一，依赖现有高校。且不说远水解不了近渴，数量也不够。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的研究生名额只有10个。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1930年生）向系主任黄达要名额。黄达（1925年生）给了他两条建议：第一，不要依靠人民大学，学校名额有限；第二，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考虑成立自己培养研究生的单位。话说回来，即使黄达满足了刘鸿儒又怎么样？也只是杯水车薪。人民银行需要“定向”培养，充实“干部”。

第二，发扬“革命”传统，建立速成班，培训班。这种办法对于培养现代金融人才完全不适用。此时，自1977年恢复高考过去四年，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过去三年。中国建立了研究生培养制度，国家学位委员会呼之欲出。“文革”期间粗糙的、工农兵学员的时代统统俱往矣。

第三，创办新型学校，培养“子弟兵”。刘鸿儒代表了那一代先知先觉者。他们决心自己培养，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真有“创业”精神。面对历史造成的人才断裂，没有非常办法、速度和精神，无法逾越。五道口，是逼出来的！

为解燃眉之急，却成为改变金融环境的一个支点，这是五道口创办人和1980年代最早投奔五道口的学生，始料未及的。中国从非货币经济到货币经济，从非金融时代进入金融时代，他们参与其中，担负重要角色，是天赐良机，时势造英雄。

自由、开放、务实

审视五道口的足迹，可以看到自由、开放、务实其实是它不成文、没有铭刻在墙上的校训。得以凝结出这样的精神，其基础条件是：

首先，思想资源丰富。没有陈旧的教学模式，不囿于一家，才得以开放，兼收并蓄。五道口在全国范围内挑选老师上课、办讲座。在北京，除了聘请北大、人大、中央财大的老师，也请清华老师教授数学、化学、日语。山西财经学院的金融史比较强，就请来那里的孔祥毅；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哪位老师好，也请过来授课。此外，连临时出差来中国的外国专家也不放过。第一位做讲座的外国人是纽约证券交所主席凡尔霖（John　J.　Phelan），时间是1986年。在破旧的教室里，学生竟然用英文跟他谈刚发生的“金融大爆炸”话题，令凡尔霖吃惊。在之后的邓小平接见中，他对邓小平说：“你们的年轻人很厉害。”五道口是中国最早开设资本市场课程的。参与建校的黄永鉴老师一语道破：“没有老师，可以聘请到最好的老师，因为我们不受师资编制限制。靠着总行这棵大树，我们找谁谁都答应。”

其次，与实践结合。各银行行长、司长皆为兼职老师，甚至导师。他们把现实问题带到课堂上，理论和实践直接碰撞。学生一步跨入改革前沿，师生共同研讨国家金融发展战略。唐旭（1983级）对刘鸿儒的课印象最深。1978年刘鸿儒出任农行副行长，之后回人民银行任副行长。他所参与的改革，经常作为案例在五道口研讨，包括农村金融改革、人民银行与工商银行分家、人行独立行使央行职能等，并围绕这些改革组织各种研讨会，银行界、理论界的都来。这些，给学生带来难以想象的刺激和激情。

第三，试验探索精神。据王巍（1982级）回忆，很多老师来上课，一进教室，先跟同学说，“这是一门全新的课，是一种尝试，所以心情是战战兢兢的，希望与大家一起讨论”。比如厉以宁说，“过去没讲过这个课，是为了你们花了几个月心血准备的”。有一次，他在课上讲一个问题，学生波涛不同意，说：“厉老师，这个你说错了”。厉以宁一听，真怀疑自己错了，就按学生说的改正。可是，第二天再来上课时，他说昨天讲的没错。于是，重新讨论。王巍说“这种拿老师当朋友，彼此很平等，共同探讨的学术精神使我铭记一辈子”。厉以宁的好几本书，比如《经济学面临的挑战》，都是在五道口的讲义基础上编辑成书的。程博明（1984级）还记得，五道口老师讲课经常不从教材第一页开始，可能一上来先讲第76页，再讲第20页，最后又跳到130页。不照本宣科，看上去全打乱了。考试时，学生都把教材扔到一边，主要阅读笔记。这提高了五道口学生的思维能力。

第四，和国际接轨。人行金融研究所有不少民国时期留学英美的学生，空怀报国之志，一生受压，赶上改革开放，已进入老年。他们有良好的教养和修养，积数十年研究思考，倾注巨大热情，全心全意向年轻一代传授知识。他们中英文俱佳，讲正宗的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等等。在西方经济学专业被冠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的时代，五道口得天独厚。

今天看起来当年那些劣势：仓促上马、没经验、没师资，恰恰转化成为五道口不拘一格的特色和优势。因为没有师资，而引来丰厚的师资；因为没有教材，而传授新鲜、带有探索性的成果；因为没有繁琐的教务系统，而施行扁平管理，师生亲密。一个学校的风气和时代的风气连在一起。人们多赞赏和珍惜1980年代的五道口精神。万建华（1982级）称之为：开放性、实践性和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