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

资中筠先生自选集中的这一卷《士人风骨》，所收可以说都是谈知识分子问题的。

胡适曾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现在在我们这里，谈主义或是谈问题，都已经成了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圈里的事情。

这使我想起，多年前实验话剧院上演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表演艺术家雷恪生扮演的一个角色，听人说起“妇女问题”，就操着方言问：“妇女有嘛问题儿啊？”他的意思是妇女问题并不存在。

今天说到知识分子问题，也会有人问：“知识分子有嘛问题儿啊？”知识分子政策不是三十年前就落实了吗？高校（以及中小学）的工资不是都涨了吗？各级职称的晋升、待遇不是都定了吗？除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还有些麻烦，围绕乡村民办教师的善后有些“杂音”，别的还有什么？

这是从领导的角度看的。至于各类知识分子本身，如果也认为不复存在什么知识分子问题，那个“没问题”就是个问题了。

六十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百废待举，毛泽东就十分重视他心目中的知识分子问题。在“包下来”的同时，通过要求交代家庭出身、个人履历和社会关系，检查剥削阶级思想及其根源，以划分敌我和阶级界限。由在知识分子中有很高威望的周恩来现身说法，要求知识分子“学习毛泽东”，改造思想，提出“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继而在完成了对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亦即对资产阶级和农民小生产者财产的剥夺以后，毛泽东突出地强调，对资产阶级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战线上已获胜利，政治战线上也不怕资产阶级造反；只是剩下一个死角，就是知识分子还拥有文化科学知识，可以作为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向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资本”，于是要进行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对民主党派和各界的知识分子开展斗争了。

也许这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许这只是毛泽东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意，总之都是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逻辑必然。不过，正统马克思主义也要担些责任，因为导师们的经济元典没有把脑力劳动放到与体力劳动同等的地位，这就为“后来人”将知识分子（从事脑力劳动的群体）划归资产阶级大开了方便之门。

1956年初，周恩来基于长期做统战工作的感受和思路，有意拉知识分子一把。他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说广大知识分子已经接受了思想改造，应该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半年多以后，毛泽东就在高层会议上反驳他，说对知识分子不提改造了，云云。胡风和马寅初都是毛泽东决心批判的对象，周恩来对前者提醒说“文艺上也要听毛主席的”，对后者则劝告他写一个检查以求过关。胡风却以为自己在文艺理论上坚持的是鲁迅的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不但不检查，还反复申辩不休；马寅初干脆谢绝了周恩来的劝告，声明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愿意对文字围剿公开应战。

今天能够随手举出胡风和马寅初的例子，不是因为这样的例子繁多，而是因为太少，几成孤例。多数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屈从了权力意志，“不做声”了。——这就是建国后长达三十年的知识分子问题及其起落的过程。

有人问，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是什么时候折断的，有人甚至以很不屑的口吻，直斥中国知识分子都被阉割了。这样的提问和斥责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也不能说全是以偏盖全。但发言者，一是多半置身于海外境外，一是相对说来年轻，没有亲历其境。对前者，我希望他们多了解些具体情况，多做些具体分析，对后者我希望他们好自为之。那么他们的指责也会更少情绪性，而能为被指责者易于接受。这不是为一两代以至两三代大陆上忍受着无人格尊严、无言论自由甚至无生活和安全保障的知识分子遮羞掩丑。历史地来看，人类还从来没有真正解决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面对暴力屠杀如何自处的道德规范，例如对南京大屠杀，有人就曾提出，为什么三十万人不能抵抗远远少于他们的日本侵略军的屠刀，而几乎近于束手就戮？甚至归结于他们所谓的奴性，等等。这样极端的指责我们可以用常识来回答或不回答。但对于同样以暴力为后盾的迫害，加之于手无寸铁亦别无谋生之路的知识分子（如同“大饥荒”时灾区民众没有“路条”不得出村，只能在家等待饿死），今天的人们应该怎样看？

资中筠在这本书里，理性地解析了那个极端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表现，包括不光彩的甚至耻辱的表现。作为过来人，她的反思可以视为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在历史面前的自我批评。在这一反思的基础上，资中筠2010年发表“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郑重提出了“道统”问题。这是她有关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全部忧思所在。《士人风骨》这本书中的长短文章，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个“道统的承载与失落”的来龙去脉所做的梳理，在废墟化的场地上如何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也就是思想文化核心价值的担当。可贵的是她对曾经迷失、曾经屈从、曾经弃权的知识分子群体仍然没有绝望，而是寄予期待，并且同读者一道探求可能的出路。

“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副题是“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这个副题同样适用于全书。资中筠认为，有幸在全民十几亿人口中成为知识分子，并能先接受启蒙而成为“先知先觉者”，应该像“先富者”要带动其他人致富一样，率先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们“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重建精神家园，这就是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

资中筠的这本书，从广阔的背景上论列了她所揭橥的“道统”问题，作为向知识分子群体的呼吁，理性的推导力透纸背，而一纸之隔却让我们感到作者急切的忧愤之情。这本书有助于知识分子认识自己，认识历史，也认识自己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