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玉

谈到读书的理想，我向来最爱林语堂的一番论调，即“读书必以气质相近，而凡人读书必找一位同调的先贤，以为气质相近的作家，作为老师。因为气质性灵相近，所以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流连忘返，始可深入。深入后，如春风化雨之赐，欣欣向荣，学业大进”。林氏所论的是文学，我今引之证史书。读史，必得与史上之人物、著书之史家，有相近的性灵，通灵魂的接触，才能躬亲史海，与之同情。笔者好史，但有两类历史类著作甚少涉猎。其一为历史普及类著作。其二为以赞美或贬斥为题，即作者主观色彩过强的史著。

乍看《盛世启示录》的题目，我不自觉又萌生了将它闲置一旁的想法，只为这书的内容通俗、文字简明，类近于科普畅销书。而“盛世”二字，恐又流于吹捧。然略作浏览，却又为内容及作者的灼见所吸引，一气呵成，掩卷深思，又不免三顾而流连。作者读班、马、阅档案，史料选取，远超一般科普读物的范围，已近于学术著作。而精研时代之准确，理解人物之切身，下笔之初，便与汉、清两代君臣文武成同戚、作师友，继之描摹出两段卓然立于国史中的盛世。我辈读者追随作者之后，从这本部头并不算大的历史普及读物中，得以管窥两个时代的风采，偷懒之余，不亦欣幸乎？

论及本文的最可读处，再引林语堂的话，便是作者的胆识与眼光。

胆识二字拆不开，要有识，必敢有自己的意见，即使一时与前人不同亦不妨。前人能说得服我，是前人是，前人不能服我，是前人非。书中每每提到历史上的许多成见，便站在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制度设计、社会心理，通过缜密的逻辑，做出合理的推断，从而澄清流传甚广的错误观念，即便事涉大家，也能直言不讳。

如汉代部分谈到汉文帝与贾谊的关系，李义山曾以“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落寞笔调，来惋惜他的才华横溢却不得志，进而被后世落魄文人引为同调知己，传播至今。作者不为成见所误，将西汉的官制、贾谊的升迁路径，以及汉初功臣集团排挤平民精英的时代大背景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得出贾谊作为文帝的智囊，所受的重用已是异数，贾谊出为长沙王太傅，是文帝出于保护他不被功臣集团清洗的目的，而李义山有此感叹，是借贾谊的酒杯，浇灭心中怀才不遇的块垒。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作者以写作专业史著的态度，认真选取史料，精研考证之学，揭开诸多历史真相上尘封的面纱。为初步了解这些事件的读者，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历史事实，同时也为有一定史学基础的历史爱好者们，提供了如何对各种历史观念，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的思路，可谓有识。其不阿附大家成说的精神，又可谓有胆矣。

至于作者的眼光，在本书中，则更多体现在其类比的能力之强，使得两个相隔千年的时代，在细心的读者眼中，可以纵横贯通，而又与现代社会、制度相联系，与每个人的生活、工作相贴近，不失于食古不化、空中楼阁之叹。另一方面，作者将类比的触角突破历史的局限，引入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是中国传统史家的核心诉求，也是今天普通人学史读史的主要目的。作者将现实的关怀代入对历史的观察，把与古人的同情拉回现实的需要，一进一出间的智慧流入笔端，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空间。

如作者在谈到汉文帝、武帝实行的经济政策时，分别引入了当下流行的“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的概念。他认为，无论是文帝时期选择的自由竞争，还是武帝时期的国家垄断，都是由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决定的。文帝时期，国家百废待兴，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经济，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发展。而在武帝时期，盐铁专营的产生，保证了国家可以集中更多财力物力支持大规模的对外征伐，同时也较为有效的抑制了大贵族的膨胀，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

作者在关于盐铁会议的篇章里总结道：“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都只是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他们的目标都只应是一个，即国强民富。‘国退民进’更强调自由竞争，大政府、小社会，让民间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发展经济，但如果没有有效的财富二次分配政策，容易导致贫富分化，社会不稳定。‘国进民退’则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就会沦为各级官僚聚敛财富的途径，必然导致腐败现象加剧，同样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作者如此的眼光，不但对于思考历史时代有益，对于我们了解今天的社会现实，也提供了一个十分公正允当的视角。

另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当笔者掠过前言部分，初看正文时，因为自幼浸淫于现代民主教育之中，而对作者大力赞扬君主集权的优势，略觉违和。然而回头再读其前言，又有豁然开朗之感。

作者屡屡强调封建官僚集团，即国家的职业经理人，是不可靠的。他们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罔顾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这是由人类和官僚集团的天性决定的，超越了社会制度与时代。中国幅员辽阔，不能像古希腊城邦一样实行直接或间接的民主制度，因而制约官僚集团的重任，便落在了对国家负有绝对责任，个人利益与政权利益、国家利益相对一致的专制君主身上。西汉与清代在一定时期内，之所以能够文治武功，达到盛世的局面，就是优秀的君主、强大的专制皇权得以顺利施展，并能有力打击腐朽的官僚寡头集团的缘故。

但有一得必有一失，盛世不能成为常态的原因，也正基于专制皇权的不稳定性。汉、清两代的盛世，有赖于连续多个英主的出现，同样也终结于平庸的君王。这正表明了专制、人治社会的缺陷，与宪政、民主的优越。中国在传统社会，因为强大的皇权制约官僚膨胀，而取得了领先于世界的地位；而在中国传统社会走向最成熟、最辉煌，专制皇权也走向最顶峰的乾隆时代，却因为制度上的固步自封，而落后于整个世界。嗟兮叹兮，无过于此。作者如此的立意与用心，使本书既成一曲盛世的挽歌，更作为我们今天的警钟，长鸣于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