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克·格罗/文

提到法国知识分子，首先会让人联想到一系列充满神话色彩的著名形象，代表人物主要有伏尔泰、左拉、萨特和福柯等。人们对于漫长的法国知识分子历史早有著述。我今天不仅是要给大家讲述这段漫长的历史，还要对他们进行一个笼统分类。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所称为“博学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以“启蒙时代之子”的形象出现的，他们的斗争是理性的斗争，捍卫的是理性。理性这个词的历史文化中包涵了对于世界的科学认识和方法论的严密逻辑，这是与偏见、晦涩和大众的无知相对立的。因此可以说，他们与民众“热烈的暴力”相对立。通过他们所获得的文化知识、他们所阅读的书籍能够教育民众，能够打破人们的一些错误以及过时的观点，并预防民众当中由于这些错误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暴力或仇恨行为。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伏尔泰捍卫让卡拉斯诉讼案件的故事，我用简单的两句话给大家提醒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1762年，让·卡拉斯（Jean·Calas）是图卢兹的一个新教徒，他的儿子被发现死于家中，当时的流言在图卢兹这个天主教的城市散漫开来，说让·卡拉斯杀了自己的儿子，仅仅因为他儿子要转信天主教，而对于伏尔泰来说这件事是天主教狂热的产物，而且也是反加尔文教派宗教偏见的产物。所以从1762年开始，伏尔泰在他周围招集了很多博学方面的精英，共同要求重审此案，最后让·卡拉斯在1765年的时候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伏尔泰的一部作品——《论宽容》，就是因为这个案件所写的，很好的体现了博学知识分子所体现的作用。

因为这本书所体现的就是光明与大众蒙昧之间的对立，告诉人们大型的文明始终都是一些宽容的文明，他们用自己对历史的了解和百科全书般丰富的的知识，让无知的民众脱离原始冲动。而这种类型的博学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理性和民众激情的对立，其中还体现了知识分子雄辩的力量。由于有深厚的学业功底，能写书，他们能够比民众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愿望、追求以及面临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这种博学知识分子双重的地位。一方面教育民众和启发民众，同时随时准备把自己的这些知识运用于民众身上，成为民众的代言人。

第二种类型的法国知识分子，是我们称之为“普适性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的特色并不在于文化知识，而是更多的在于他的正义感和对真理、和平的追求。他们是一些为了普适价值揭露丑闻的人，最有名的是在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时候左拉的表现。这个事件让知识分子这个词在法国真正获得了价值。

德雷福斯是一个军队当中的犹太人上尉，十九世纪末因叛国罪被判处终身苦役，人们的依据就是他的一封交给德国的秘密地下人员的信，人们认为这封信是德雷福斯写的，实际上这封信并非是他所写。这个案件完全是不公正的审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就起来反抗揭发了这个案件当中不公正的现象，并要求重新进行调查。这个事件的最高潮，则是1898年，左拉以这件事为背景所写的《我控诉》发表。在这篇著名的文章当中，左拉并不是呼吁这些无知的民众来纠正自己的这种狂热，而是传播一种普适性的人文关怀。在当时引起轰动的正是这种与民族主义对立的普适价值，像巴雷斯、莫拉斯这些知识分子认为这些普适性的公平公正正义的价值不应该局限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这件事情，使普适性的知识分子遭到批评，因为他们是以全人类的名义来发言。

这种知识分子是生活在一个纯洁的思想天空当中，他们捍卫的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宣称的是一种没有根基的普适主义，却破坏了真正的国家的利益，这就是加缪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的悲剧性经历，他自己描述这一经历为：“在正义与祖国之间撕心裂肺”。

第三种是“先知型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用先知这个词，是因为他们很了解历史的方向，表明自己的态度，介入政治，选择对他们来说代表未来的阵营。最显著的例子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时，萨特的形象，他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要选择自己的阵营”。而选择阵营提前是接受选择必要的妥协，并且使通过方式使自己所在阵营获得成功，尽管这些手段当中也许包含了一些屠杀，或是暴力的行为。所以先知型的知识分子并不在于要揭发一些事件背后的丑陋，而只是要做出一些清晰的政治选择，并给他的阵营提供无限的支持。这种新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让人们看到另一种知识分子的新的形象很快诞生了。这种新型的知识分子是一种支持一些反动的，或者说资产阶级力量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有着先知型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有着为反动力量服务的知识分子。所以对萨特来说，雷蒙·阿龙（Raymond　Aron）就是这样一种形象的知识分子，即被他称为看门狗的形象，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的，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这些知识分子。

最后一种知识分子是被我称为“批判型的知识分子”，这次我们以福柯为例，大家也许知道，福柯揭发了警察局不规范的行为，让人们了解在监狱和精神病治疗中心的一些情况。这种知识分子与萨特的形象相对立。对于福柯来说，知识分子的工作应该是揭发一些机构当中的暴力行为和由权力体制所造成的痛苦和侮辱、或者是让被人们习惯性的掩藏起来的丑闻公之于众。这个工作需要有一定的勇气，福柯称之为“真理的勇气”。之所以是勇气，因为这里他必须反对要打破一些思想的习惯。对于福柯来说任何广义的理论，都太过于空泛，不能用这些理论证明暴力的罪恶，所以他拒绝这些宽泛的理论。他指出知识分子应该尽可能的利用自己的地位帮助那些被禁止发言的人，给予他们发言的权力。

最后作为结论我指出两点，根据我所做的这种分类，能够得出对知识分子的总体定义。在法国知识分子可以是一个学者、作家、艺术家、教授，但是他有一种介入公共事务的责任。也就是说他不允许自己完全脱离政治。所以我在这里还是引用萨特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一个干涉不关自己事情的人。

今天我们看到在法国还有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的类型出现，现在人们的思考的对象变成了生态问题、气候变化和问题、负债问题，以及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等全球性、综合性问题，这就使得一些新的社群出现，比如说地球居民社团这样的社群，也同时引发了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我称之为媒体和共识型的知识分子，下面请居塞先生来继续描述这种新型知识分子的形象。

（演讲者为法国巴黎第十二大学哲学教授，演讲未经本人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