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荣

蓝英年和徐振亚两位老师新译的《捍卫记忆》深刺我的大脑沟回。

此书的原作者是俄罗斯女作家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蓝老师如何“汗颜”地知道她，如何关注她，如何选择她的作品翻译出版，都是故事。在这本书的代译序里，蓝老师说了其中“二三事”，很有趣，也很有深意。这本书出版之前，我就看过一部分译稿，震撼！出版之后再看，利季娅的小说也好，回忆录也好，日记也好，每一篇，甚至每一篇中的每一段依然像一柄柄锥子，再一次刺破我的记忆保护膜，让记忆中的禽兽惊醒——它已经搅乱了我的睡眠。

记忆中的野兽首先应该叫“少年不纯真”。利季娅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透过母亲写儿子，从母亲索菲亚视点写儿子科利亚以及许许多多身边人被逮捕、被逼供、被无刑期关押、被残酷流放的悲剧。

这些悲剧是怎样发生的呢？小说没有“凌空而视”的宏观叙述，而是从一个细小的胚芽慢慢展开：

1933年，（这是我根据小说的几处暗示推算出来的），头一场春雨的晚上，儿子科利亚从学校回来了，他对妈妈说，“你知道吗，妈妈，我现在是共青团员了，团委今天批准了”。作者在少年主人公发布了这个喜讯之后，“连气都不喘又转到另一个话题，——‘学校出事了，萨什卡·亚尔采夫，这个旧制度的笨蛋……管阿利克·芬克尔施泰因叫犹太佬。我们今天在支部会上决定举行公开的同志审判会，你猜让谁当起诉人？让我当。’”儿子的两段话，兴高采烈，充满自豪。

猛然，小说中的这几句“轻描淡写”，转化了我的时空，我的记忆保护膜被刺破了，里面的黑水流淌出来。

1970年，我读初中，每隔一段时间，我们班的同学总要“背对背”一次。什么是“背对背”？那是一项“运动”，红卫兵头头，或者是团支部领导，或者是老师？啊，我的记忆，为何记不住到底是谁指使我们“背对背”？我们的记忆为何总是“择善而从”？不管是谁布置了“背对背”，总之是可以指使我们的人指挥我们每一个同学拿出一张纸，然后揭发你的同座干了什么坏事。我的同座也是我的邻居，她的爸爸是铁匠，旧社会开过铁匠铺，公私合营以后，成了五金厂的车间主任。昨天我看见他父亲在家里悄悄打了一把铁壶，一定是用了公家的铁皮，我这样写过……我当时还揭发了谁，是否揭发了我的母亲从服装店拿回了一块布料给我做了一个椅子垫？我是否揭发了我的老师悄悄地借给我《战争与和平》？我是否跟踪一个可疑的人，然后向革委会揭发了他的可疑……我不记得了，更不记得我的揭发是否给他们带来伤害……记忆的保护膜呀，快，请保护我！

中国的“成分”，苏联的“阶级”，中国的“旧社会”，苏联的“旧制度”，中国的坏分子，苏联的“苏维埃的敌人”等等，用这些概念组织全民相互之间的斗争，这竟然成为这两个国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治国方略！我们在这样的国家大事中都做了什么？1970年我是少年，不懂事，随波逐流。但是，1980年呢，1990年呢，2000年呢，时代变了，已经不是天天讲阶级斗争了，我的记忆也不必捍卫了吧……

记忆保护膜又在“择善而从”了。

所谓“记忆保护膜”是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想到的一个概念。先让我躲在学术的幌子下，客观地说说这个概念的功能。“记忆保护膜倾向”与“捍卫记忆倾向”正相反，捍卫记忆是要让个人的历史，组织的历史，国家、民族的历史统统敞开，让“回首”可以自由探取历史真实。但是，记忆保护膜却在记忆中划分出一部分好的，一部分不好的；一部分阳光的，一部分阴暗的；一部分善的，一部分恶的……然后用一个保护膜——遗忘或“故意遗忘”或变形记忆把那些消极的、负面的记忆包裹起来，不要让它毒害自己以及周边的心情。

但是，偏偏有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这样的记忆捍卫者，她在事件当场书写的全记忆刺破记忆保护膜让人回首看见了历史的污痕，看见了自己曾经的野兽期。

利季娅的回忆录《纪念弗丽达》记下了女作家、记者弗丽达捍卫记忆的创举。这个矮小的女性曾用她的笔救过许多人的性命，利季娅说她完成了赫拉克勒斯一般的功绩，而弗丽达的第十三件功绩无疑是现场记录了苏联法院审判诗人布罗茨基的全过程。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完成的伟业，法庭上，有人威胁，有人抢夺弗丽达的笔记本。利季娅回忆道：“我现在仍然看见小个子弗丽达，穿着厚灰大衣，戴着儿童戴的毛线帽，看到人群要抢她的笔记本的那一刻。她坐在大厅中央，死死抓住笔记本和钢笔”。这是那种中学生练字用的笔记本，无论谁看一看这份笔记，都会明白对布罗茨基的审判是一件天大的错案。

1974年了，利季娅被苏联作协开除，她也像弗丽达一样逐字逐句记录对自己的审判过程。“文学伦理随想”《被作协开除记》是苏联作协“批斗会”的现场记录，大批判者的嘴脸，留在利季娅的笔下，成了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读着这些“记忆”，我不禁疑问，那些当事人是否活着，是否也看到了利季娅的“文学伦理”笔记，那么他们的记忆保护膜也应该被刺破吧？

未必！

人类有记忆泉的恩惠，也有遗忘之河的惠顾，有些人在忘川中呆得久了，更会舒服一些。开除利季娅作协会员资格的会议上，有一个叫巴尔托的作家，在批判利季娅的时候提到自己对利季娅的父亲，老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如何如何崇敬：“在您的背后我看见您父亲的影子，一个对我和对在座的所有人都非常珍贵的人……”巴尔托说他至今还保留被邀请观看根据老丘科夫斯基的故事改编的戏剧，至今还保留着老丘科夫斯基给他的四封信，啊，多么善良的信啊……

利季娅当场打断了巴尔托的抒情：1930年《文学报》上刊登了批判老丘科夫斯基的公开信，就有巴尔托的签名，于是，老丘科夫斯基被召到作协大楼接受惩治。晚上，老丘科夫斯基回家，女儿问发言的人当中谁最恶劣。父亲回答：巴尔托。

面对利季娅的当面揭露，巴尔托居然面不改色，反倒指责利季娅不允许个人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事实上，1930年那场批判，对于老丘科夫斯基岂止是一些“个人看法”，从那以后，老丘科夫斯基的每一篇故事都被查禁。事隔40年，巴尔托的记忆居然发生了那么大的翻转。一个人那么恶劣地批判过某人，但是，随着时间，随着“形势”（60年代，老丘科夫斯基的声望回归苏联，70年代声望日高），记忆中的恶劣越来越淡，越来越少，最后竟然成了他的批判对象的始终如一的追随者。

马克·吐温写了《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说一个人用一袋金币，让一个小镇的所有“首要居民”一夜之间在记忆中完成了从“冷漠人”向“恩人”的转化。

遗忘之河太有用了，它可以让人坦然处事，不脸红。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