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范世涛/文

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晚清来华传教士最早将经济学带进了中国。1840年已经出现以麦克库洛赫（马克思将他看作“庸俗经济学家”）《商业词典》为蓝本的《贸易通志》。因为士人们的主要精力耗费在四书五经和八股举业上，难得问津其他方面的学问；而士绅们囿于华夷之辨的成见，对舶来的学问一向抱着鄙薄的态度。“新学”译著蹩脚的汉语和文体让崇尚“唐宋文章”的主流社会有了更多的鄙薄理由。所以，早期译介近世经济学的努力在专业上尚不够成熟，既没有引起主流士人群体的关注，也未能在经济实践上产生重大影响。

甲午海战战败的刺激，终于使中国主流社会扰动起来，并催生了“戊戌变法”。变法的思想领袖大都有流连租界洋场的经历，他们在租界书店摆放的雕版木刻印刷线装书丛中，发现并迷恋上了不同以往的“新学”译著。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以流利的汉语热心推介他们似懂非懂的新学问。在康有为或梁启超的新学书目表中，我们不难发现被称作“理财学”的经济学书。这些思想领袖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曾经展示身手，极大地改变了主流社会对“新学”的看法。“戊戌变法”为时不长，但新学的种子已经落地生根，古典时代要走过去了。

与康、梁同时的严复曾经留学英国研习海军，回国后长期落寞，科场屡屡失意。甲午海战中，他的朋友、学生多有殉亡者。这刺激他写出了《论救亡之亟》，随后积极参与“戊戌变法”。他直接阅读英文原著，以应试科举训练出来的典雅文笔喊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震动朝野。与此同时，他悄悄开始了经济学著作的筛选翻译工作，待译书单中除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还有一部“斯密亚丹”的《原富》。这项工作直到1902—1903年才完成。相比以前的传教士工作，严译《原富》选书更为严格，用词更为准确，文体更为优雅，理解更为透彻，评论更为得体，理所当然地获得广泛喝彩，但“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渊雅文体也使读者很少能贯彻始终地读完。尽管这样，这部译作对于中国经济学史仍有着地标性的意义，它标志着来华传教士主导的经济学传播史结束，也标志着真正合格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史的开端。所以，我们在选编《中国经济学经典文选》时，以《原富》开端，而没有选入传教士的译作。

严译《原富》正式出版后3年，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经济学由此得以进入主流教育体系分科传授。同时，不少年轻人在维新变法浪潮下，越海留学日本、欧美，译介出大量经济学作品。通过这些翻译，经济学术语体系大体确立下来。少数留学生也在国外完成了达到很高研究水准的作品。从此，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变得主流化、常规化和专业化了。某种意义上，现在的经济学教育研究格局是20世纪的最初10年奠定下来的。

为了便于把握《原富》以来的中国经济学历史，我们将其研究和传播区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02年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10月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第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现在。这三个阶段的经济学研究有着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主题。

就第一个阶段而言，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主题是走向社会主义。

欧洲20世纪前30、40年正是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从中国出去的留学青年很容易就受留学国家主流思想的影响，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带到中国。在中国，无论是苏俄的布尔什维克思想还是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或工党社会主义，抑或法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合作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甚至民族社会主义（纳粹），都得到了广泛的译介和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说法并非宣传，毋宁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思潮的真实写照。

事后看来，中国经济学家们在第一阶段关于国营企业优越性、统制经济必要性和经济计划优越性的大量论述已经失去了光芒，反而是以改良社会为目标进行的大量社会经济调查，显得恒久实在。其中著名的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师生在卜凯主持下进行的一系列农家经济调查和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南开大学以何廉、方显廷为中心组织的华北工业化调查，如此等等，这些报告至今还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基本参考书。

第二个阶段的核心主题是苏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确立和改良尝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在确立国营经济领导地位和稳定物价的过程中，以苏式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就大规模展开了。毛泽东在1952年酝酿提出、1953年正式确立“过渡时期总路线”后，“社会主义改造”进程进一步加快，并在1956年建立起以全面公有制（国有制加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

但是，这一体制刚刚建立，从经济学家到国家领导人就很快发现这个体制的弊病，开始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尝试。这种尝试在批判“右倾”思想、“资本主义复辟”、“现代修正主义”的框架下进行，主流思想从未改变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基本架构，在这个架构下的多次放权让利、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努力都以经济混乱而告终。

尽管这样，在这一时期仍有一些经济学家以极大的勇气进行着严肃的研究，并试图超越传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框架，对重大问题提出实事求是的意见。如顾准提出让价格自由浮动，孙冶方主张将计划和统计工作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等等。这些思想虽然并没有对当时的经济实践产生重大影响，但却为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第三阶段的核心主题是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

30年的苏式社会主义实践令人失望。在这种格局下，全国上下集结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新努力。经济学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启蒙和先导作用，在理论上全方位地突破了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体系框架，在实践上直接参与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架构的研讨设计和搭建工作。这一阶段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大批涌现，有些研究成果对中国经济的走向和基础架构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有些成果前瞻性地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经济学界的深入研讨和参与，以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也很难想象，没有新的体制框架支持，中国经济能够在近30余年维持高速增长，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正是基于对经济学百年发展历史的上述观察，我们在选择中国经济学经典文献时，给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研究给以了更多的篇幅和更重的分量。我们认为这样才符合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实际。

回顾20世纪的中国经济学历程，我们认为有两个基本认识格外来之不易：

一是社会主义观念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流传贯穿了整个20世纪，但绝大部分时间的主流社会主义概念都与国有、国营经济为主导紧密联系。如新民主主义论明确地将国营经济定义为社会主义成分，其他经济成分要么是半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甚至是封建主义性质。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实践表明，国有经济并不必然意味着效率或公平，过大的国有经济规模和过高的国有经济比例反而损害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这不仅在经验研究中被屡次证实，而且在公众对国有垄断企业的大量批评中得到了印证。20世纪末期，中国经济学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公平正义加共同富裕，与国有制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概念是在近百年的痛苦经验中得来的，并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浪潮的方向也是一致的。

二是市场经济观念的普及。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经济学附属于维新、宪政的目标之下，财政学格外发达。但随着宪政目标迟迟难以实现，革命思潮随后主导了思想舞台，强调统制、计划和社会政策的社会主义思潮迅速成为主流思想，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实施。但是，不尽人意的经济表现和严格深入的经济学研究都表明，计划经济体制既无法充分调动国民的生产积极性，也难以利用分散在个人当中的知识。只有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一个国家才可能走向繁荣昌盛。

这两个来之不易的观念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确立下来的。遗憾的是，新的观念地位并不稳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的站稳脚跟了吗？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观念真的深入人心了吗？市场经济是否也会出现倒退？这些疑问也是留给经济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