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诺奇蒂特兰断想之二

张伟劼/文

一

2010年秋，墨西哥东部海岸地区连降暴雨，大水疯涨，冲垮了好多房屋。首都的各个公交站台上挂出红十字会的公益广告，无多啰嗦，只列出灾区人民需要的东西：被褥、面包、牛奶、金枪鱼罐头……

那阵子一位做财经新闻的墨西哥朋友告诉我说，坊间流传阴谋论，说这灾害也许不完全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是政府干的。他边抽大麻边跟我解释：对于政府来说，第一，灾后重建，意味着多少项目啊，可以大大刺激经济发展；第二，灾害可以有效消灭大量贫民，这些人对政府来说本就是社会累赘。

这大概可算作是“多难兴邦”的墨式解读。富恩特斯曾打趣说，卡夫卡要能来墨西哥，准会转型成风俗主义作家。我想，卡夫卡要活在今日世界，只能当纪实作家了。这种“灾害促进繁荣”的逻辑是合理的，也是荒诞的，不管水灾的背后究竟是否有阴谋。在这个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变形记的时代，富人变成了榜单，穷人变成了问题：印第安人问题，农民问题，人口问题……他们不是人，是问题。有的问题会自行消失，但大多数问题只会衍生出更多的问题……政府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专家们会负责列出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案。需要权衡利弊，需要计算得失，需要最合时宜的理论。比“经世济民”的提法更为“文明”“进步”的，是“如何以最有效最优化的方式配置资源”。解决贫穷问题的最佳方案：消灭这些问题，让他们去死，就像亚历山大一剑斩断多年难解的戈尔迪之结。不过还有更绝的方案。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曾在《四脚朝天》一书中提到，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的一面墙壁上看到过一句涂鸦：“向饥饿和贫穷开战！先吃掉一个穷人吧！”

二

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写过一个短篇故事，叫《都是因为我们穷》。叙述者说，发大水了，好多人家被淹了，姐姐一个劲地哭，因为爹送给她做生日礼物的那头牛叫水给卷走了。牛没了，她就没嫁妆了；没嫁妆，她就嫁不出去了；嫁不出去，她就要去失足了。

穷人的命运便如大水中的一片草叶，随巨流漂动，给卷到哪里是哪里。在天灾面前，在历史面前，人是显得如此渺小，人的命运是如此的不可逆转。而大人物总认为他自己的意志可以击退天灾，所谓“人定胜天”，可以左右历史。人是多么轻贱，当她为生计所迫时，可以抛弃一切使她成为“人”的东西；人又是多么伟大，当他不必为生计烦恼时，可以气吞山河，扭转乾坤。

当大雨在千里之外的韦拉克鲁斯州降下时，水灾于我只是聊以佐餐的一则新闻，一条谈资，让我浮想古代墨西哥人关于雨神的传说；直到大雨从墨西哥城上空狂泻而下，湿透了我穿去赴宴的西服，我才开始咒骂这操蛋的雨水。雨水过后，这座曾经矗立在大湖之中的古城把积水吸得干干净净，地表恢复如常，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过。就像历史对史实碎片的巨大消化能力，一幕幕的个人记忆被遮掩、被删除、被淡忘，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过。

一部接一部的悲剧之中，究竟几分天作，几分人为？

推动历史前进的，究竟是谁？

三

2000年，一支由西班牙制片人和墨西哥导演率领的电影摄制组深入南美山国玻利维亚的谷地中，打算在那里拍摄一部古装大戏，起用的群众演员都从当地人中招募，其中扮演印第安人英雄的那位不巧是个不安分的家伙，关键时刻没有出现在片场，却跑到街头去组织闹事，给剧组带来不少麻烦，而街头暴乱的起因则在于，一家跨国公司垄断了当地人的水资源，要向他们收取天价水费。

这是2010年上映的西班牙电影《雨水危机》讲述的故事。故事取材于真实事件：1999年，在世界银行的推动下，一家跨国工程公司与玻利维亚政府签署协议，实现科恰班巴市供水系统的私有化。他们开出的水费价格大大超出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次年初，以印第安人为主的科恰班巴市民走上街头，要求该公司撤出玻利维亚，并与军警发生暴力冲突，被媒体称为“水战争”。最终，市民们的抗议行动成功逼走了大公司，也促使玻利维亚的政局发生了变化。

《雨水危机》的戏中戏是一大亮点。片中的摄制组要制作一部古装大片：五百年前，西班牙人登陆美洲寻找黄金，对土著人进行奴役和杀戮，不屈的原住民奋起反抗。于是，影片中现实与历史明暗交错，仿佛侵略与抵抗交织的殖民史从未远去，今天是当年的翻版。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1484~1566）和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1475~1540）是戏中之戏所要着重刻画的人物。殖民侵略之初，这两位西班牙教士勇敢地站出来，以基督的名义谴责同胞的暴行。如果说昔日的掠夺者还未完全走出中世纪、并非一味逐利，今天的掠夺者就纯粹以利益为目的，不顾其他了。“神权统治”变成了“公司统治”。殖民者毁灭了原有的灿烂文明，“公司王国”要毁掉的，也许是整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在《雨水危机》中，跨国公司收买了当地政府官员，不仅封存了原住民赖以生存的水井，连他们采集雨水的权利都要一并收走，难怪要引得良民变暴民揭竿而起了。

片中的西班牙制片人科斯塔初到玻利维亚时，打着一手如意算盘：选在南美而不是欧洲拍摄，可以大大节约拍片成本。招募这些当地人做群众演员，每个工作日发两美元他们就乐颠儿乐颠儿的了。他没有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水战争”让他的拍片计划陷入泥沼，而他并不想卷入当地的社会冲突中。印第安人用行动告诉他，他们能在电影中出色地扮演反抗者，也能在现实中做英勇的反抗者；他们的价值不仅仅是“每日两美元”。科斯塔渐渐明白了这些印第安人的处境，最终伸出手帮了他们一把。

作为一个追求艺术价值和商业利益的电影团队，不卷入当地人的事务理应是他们的一条原则。如此“客观”“中立”的立场，放在学术上就叫“严谨”，放在社会活动中就叫“理智”。这些印第安人，只是拿来研究或娱乐的对象，只是廉价劳动力而已，不是与我们一样的主体。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看似没有交集。可是，当你有能力去帮助眼前的一位印第安妇女、帮助她把受重伤的孩子抬离街头冲突火线的时候，你是选择原则，还是选择良知？选择前者还是选择后者，并不能说明你代表“右派”还是“左派”，政治是冷漠的，而人情总归是温暖的。科斯塔并未因他的义举而升华为圣徒式的英雄，却由此消除了与印第安人之间的距离。

影片最后，科斯塔与他的玻利维亚印第安人朋友、民权运动领袖丹尼埃尔告别。丹尼埃尔说，我们赢了，但代价惨重。我们希望能有更好的方式。这是影片留下的一个问号。面对无人性的掠夺，暴力抗争乃至革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吗？影片中，五百年前的印第安人用棍棒对抗西班牙人的刀剑大炮，今天的印第安人仍是用弹弓石块之类的简陋工具对抗当局的催泪瓦斯和突击步枪，有没有不流血的办法呢？

无论如何，这些身价仅值“每日两美元”的家伙成功赶跑了入侵者。在保卫水的战争中，他们展示了水的威力：虽则常居下流、地势最低，性情也柔和谦恭，然而汇聚起来是无坚不摧的。他们也让清醒的人意识到，如果穷人的基本生存权利都要被剥夺，那么这主流社会妄图否认或掩盖的一点点雨水危机，终将变成所有人的危机。

（本文作者现任教于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