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至元（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乌坎事件的转机让我们看到了正确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是，乌坎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它涉及到多方面的重大而深层次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在此，我只想简单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利益博弈与民主法治的关系。社会利益博弈必然存在，转型时期的利益博弈尤其尖锐而复杂；利益博弈要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要有一整套的民主法治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主法治就是用来解决利益博弈的，只有这样，才能以正常的方式解决永远存在的利益博弈。总之，从基层农村一直到整个国家，解决利益博弈问题都应当依靠民主法治。乌坎事件转机最重要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是遵循民主法治的方式解决利益博弈。

第二个问题是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关系。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这就意味着农村集体用地的权益应当归属农民集体（这种权益的一部分最终要分给每一个农户），既不归属国家，更不能归属少数村干部。然而，对于公共产权、集体产权，一般会实行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两权分离，会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必须依靠健全的民主制度，才能有效保障公共产权的公共性质。因此，农村集体用地的土地权益，特别是在集体用地的产权交易过程中，能否真正归属农民集体，在根本上取决于农村基层的民主制度建设。乌坎事件的导因清楚地表明，农村的基层民主制度如果不健全甚至缺乏（包括任期换届制度受到破坏），那么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就会弱化以至改变。健全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的确确是维护农村土地之集体所有制性质的根本保证。

第三个问题是反腐维权与维护稳定的关系。我们看到乌坎事件的发生和矛盾激化，主要是因为少数村干部严重腐败而滥用权力，大量侵吞了村民集体的土地权益。所以，通过治理腐败、维护城乡广大民众的正当权利，乃是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的最重要条件。只有通过民主法治建设（包括建立充分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制度和各级干部的财产公示制度等）、坚决反腐维权遏制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才可能真正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