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既然微博已成为影响社会的强大力量，像保障房政策的完善等就不乏其推动，但因其局限性，微博难免有些扭曲，那么，“如果用好微博，反过来又可以推动体制改革大门的打开。”华生说。

准备做转型研究的华生还发现，近来媒体上谈调结构全是在讲发展新兴产业。他认为理解有偏差。通过微博，他直言，新兴产业是企业家和市场的事。城乡二元结构，贫富悬殊结构，这些是中国今天最大的结构失衡；而且市场调不了，正是政府职责所在。搞错了调结构的内容和方向，恐怕是多年来谈调结构，结构却越来越失衡的原因。

其实，“你看，不管是价格双轨制、还是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或股权分置改革的建议，我只做一件事——机制设计，接下来要做的转型研究也不例外。”华生说。他解释，指责、抱怨政府乃至社会的人不少，但要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给出可行方案才有价值。光知道有幸福的彼岸不够，还需要找到抵达的路径才行。

与华生对话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你提出的建议被政府采纳得最多，这是为什么？

华生：当然，偌大一个中国，在重大决策上，作为普通学者提出来的建议，能影响改革的进程，肯定有偶然性也有幸运成份，更重要的是赶上了这个改革转型的时代。

作为本身来说，我想，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的同时，不乏建设性可能是主要原因。极端化的观点很难影响政府的决策，包括近年来在研究收入分配、土地分配的问题上，也与领导有过沟通，或许也有些影响。他们说愿意看看我的观点，因比较客观独立，并非政府说什么都去骂，民众说什么都去迎合。社会进步还是要靠理性。

可能这与我一直就做“机制设计”也有关，我想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光说问题没有用，关键要有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而设计机制之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兼融，如果多数人不同意，恐怕也不行，要与现实衔接起来。

经济观察报：拥有许多家规模挺大的公司，让你被称作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但你为何又称是最懒的企业家呢？

华生（笑）：其实我当时下海真是被逼无奈。有朋友也说像我这样认死理的书生肯定干不成。比如让我陪客户吃饭，我肯定会认为是浪费时间。

最懒是因为，我每天到办公室，收邮件，有时见记者，中午回家吃饭；下属的企业，哪怕就在楼下一层，一年都不迈进去一步，自己对自己说，眼不见心不烦。你说会有更懒的企业家吗？当然，这肯定不是企业家的常态。

经济观察报：那么，企业家经历对你做经济学研究有帮助吗？

华生：最直接的好处是独立性更强；财务上自由，又不脱离现实。但我不敢说企业家再回去做经济学家是个好主意。我只是个案，不具普遍性。再小的企业家也需要会带队伍，有承受风险的能力，生活也会高度刺激跌宕起伏，而做学问则需要耐得住寂寞，是完全不同的人生。

经济观察报：你正要做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研究，讨探机制设计的第一个切入口会是什么？估计何时能完成？你依然会通过微博传递你的相关观点吗？

华生：从哪里破题，现在还没有答案。但会借微博力量完善自己的思考；因为不像写博客文章，需要考虑成熟才行；在微博上抛出某个观点，与网友互动有助观点的形成。估计，这项研究也得要个半年一年。

应该说我们还是处在一个大转变的时代，相信今后二三十年更是中国社会加速变化的时期。所以我和博友互动说，不要羡慕我们当年赶上了激动人心的80年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挑战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