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淇

职务：北京市委书记

年龄：70岁

到任时间：2002年

主要政绩：借助2008年北京奥运，北京的发展速度得以迅猛提升，尤其是在城市建设方面和环境治理方面。

2012挑战：北京奥运之后，开始面临北业结构转型的难题。人口暴增，交通拥堵，产业急需转移升级，这些困局都需要北京“疏解”。

经济观察报 记者 谢良兵 刚刚结束的2012年北京“两会”出了个“乌龙”。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在北京“两会”期间透露，北京推行居住证工作的调研从2011年开始，今年应该可以出台。这被媒体直接解读为北京是在为此前购车购房的“限外令”松绑。

很快，北京市相关部门出面辟谣，称媒体将能享受同城待遇的工作居住证和北京将推行的居住证混淆了。

这一辟谣意味着，北京即将推行的居住证并不能享受同城待遇。其实，做出“限外令”松绑报道的媒体没有认真研读刘敬民的话。刘在当时透露居住证制度的时候还说过，至于持有居住证是否能享受北京市民待遇，目前仍在调研之中。

新出台的“北京精神”中有“包容”二字，北京“十二五”期间拟推出的居住证制度，是在践行这一精神。

这一“乌龙”背后所反映的，正是北京这两年来的最大纠结所在。

北京人口暴增，交通拥堵，产业急需转移升级，“疏解”成为北京的解困之道。这将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刘淇2012年的最大挑战。

疏解开始

根据规划，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北京常住人口数为1961万人。2011年初开始的一系列人口调控措施显示，未来5年北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人口控制。

人口暴增带来了北京资源环境矛盾的日益突出。按照官方的数据，北京人均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6，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8。目前北京100%的天然气、100%的石油、95%的煤炭、64%的电力、55%的成品油均需从外地调入。

但过去的一年，人口调控目标的实现情况似乎并不尽如人意，且广受争议。于是，从2011年11月1日零时起，北京1335个小区的近35万人被入户调查。这是继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北京市再次进行的区域性人口调查。

这一次人口抽查的重点同样指向人口调控。在官方宣传的口径中，这一次的人口抽查将为16区县人口情况提供关键数据，作为各区县制定城市规划、出台人口调控和制定就业、就医、就学、养老、交通等服务民生的政策提供依据。

但记者获得的“京政办发〔2011〕39号”文件却明确显示，此次人口调查目的是，全面、准确地反映全市及各区县的人口变化情况，及时监测人口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为实施有效的人口管理和调控手段，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提供决策依据。

这对于北京市政府而言，的确是个两难，一方面不得不承受流动人口的市民待遇，一方面又不希望这会带来更多人口的流入。

不过，这些调研为2012年北京推行居住证制度奠定了基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敬民表示，相比暂住证，居住证更具普遍性，暂住证主要面向务工人员，而居住证面向整个在京流动人口，政府通过居住证可以掌握北京的资源、人口、工作等情况。

而在产业发展方面，北京方面深知，以往靠消耗资源能源大举投入上项目、靠高价卖地增收、靠高房价和多卖房增税、靠多卖汽车拉动消费的粗放式增长已难以为继。2011年，首钢石景山老厂区彻底告别炉火钢花。这是去年北京市产业转移升级的标志性事件。

北京开始放缓脚步。2011年北京GDP增速8%以上，低于北京“十一五”年均11%以上的增速，垫底全国。北京市主要官员表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北京付出了一些代价，牺牲了一些增长速度，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

规划补账

北京几年前曾出台过卫星城规划，但事实发展证明，只要北京不改变摊大饼式的功能集中发展路线，卫星城永远就等同于生活配套的“睡城”。北京市规委主任黄艳对此表示，北京“十五”期间的一个教训，就是新城没有配置好。

事实上，不管是人口膨胀还是交通拥堵，最根本的症结在于北京市城市规划的不合理，导致功能过于集中在中心城区。尽管2004年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就提了城市功能向外疏散，但效果并不好，甚至导致了“睡城”和“空城”的产生。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陆杰华看来，通州、亦庄几座新城人口已经饱和，但其承接中心区人口数量太少，并没有真正起到疏解作用。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新城区严重缺乏学校、医院等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资源，这也增加了中心城区向新城区外迁的难度。

在北京的“十二五”规划中，要实现“一业一城”。就是既要避免通州这样有城无业的“睡城”，也要避免亦庄这样有业无城的“空城”。在治堵方案中也提及，要做到“就近就业”，而想实现“就近就业”必须将产业规划到新城发展中去。

这些因规划而欠下的账，在2011年得到了恶补。

春节前夕，通州区首家五星级影城开业，而去年，亦庄新城刚刚结束辖区内没有五星级影院的历史。北京有关部门称，新建五星级影院集中在五环外。文娱、医疗等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配套正是此前导致通州等新城成为“睡城”的重要原因。

2011年年底前，北京市启动了医疗资源的重新规划布局。考虑到城市发展、人口外迁等多重因素，医疗资源规划方案将每5年调整一次。

交通治堵方面，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官员透露，建设微循环道路、提高路网通行能力是北京综合治堵的重要措施之一。过去的2011年，北京确定了47个微循环道路建设项目，总投资约33亿元，其中市政府给予专项资金补助10亿元。

但显然，这样的补账依然不够。

京冀互动

除了规划补账，北京的功能疏解困局还有另一种思路，就是真正推进多年来的京津冀一体化。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说，未来的首都经济圈必然是一个以北京为核心的都市圈，而北京的周边就是一圈大大小小的卫星城。

专家和媒体一致认为，河北省是北京功能疏解困局的最好帮手之一。

北京市规委主任黄艳在2012年北京“两会”期间透露，在首都第二机场建设的推动下，京津冀都市圈建设将于年内正式全面启动。为了真正实现以业带城，避免出现“睡城的现象”，北京与周边城市的产业合作对接将先于人口疏散进行。

她称，自首都经济圈概念提出来之后，从2011年年初开始，北京规划部门已与河北省政府、部分城市地方政府、天津市政府频繁“碰头”，共同规划京津冀城市群。

河北方面在国务院提出首都经济圈概念之后，信心满满地提出了“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概念，以承接北京的人口和产业转移。长期以来处在北京“灯下黑”状态的河北省，原本寄望北京能真正开始对河北进行反哺。

但很快发现，北京对河北的主动对接不仅冷淡，北京的反哺依然“内外有别”。

在河北提出建设京东、京南、京北三座新城承接北京人口时，北京方面将重点放在了自己区域内的卫星城建设上。在交通方面，燕郊等地与北京的连接已从轻轨改为了城际铁路，而北京平谷区虽比燕郊距离北京更远，所规划的依然是轻轨。

这种“内外有别”背后是利益分配问题。清华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祖麟称，GDP考核、财权分配等问题是阻碍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深层次矛盾。“如何打破行政的藩篱，是最重要的问题。”

但行政区划的思维依然在作怪。2011年，首都第二机场的建设提上日程。而根据本报记者的了解，因首都第二机场横跨北京大兴区和河北省固安县的地界，北京方面曾试图将固安县划入北京管辖，但河北省方面显然不愿答应。

这一小事件反映的，同样是京津冀一体化背后的行政区划“幽灵”。这一难题不解，北京的疏解困局就仍将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