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李礼/文 2012年1月的最后一天，北京还没有度过这几年中最寒冷的冬天，下午接到电话，来自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他平静地告诉我：“今天下午，我们的导师李斯颐走了”。

一时在办公室里半天没愣过神来，因为就在半个月前，我刚刚和他小坐。于我来说，一则为了提前给老师拜年，二则为了庆祝他的研究员职称终于通过。作为社科院新闻所内公认最严谨、优秀的学者之一，由于各种原因，李老师的副研究员一直未得转正。不过他的猝然去世，令这一迟到的好消息也未能实现，一位所里的资深学者告诉我说：“让人遗憾的是，李老师的正研究员职称只是所职称评审委员会通过了，还没上院里的评审会，所以他至死还没得到正研的头衔。不过，他在我们心目中早就是了”。

是的，在新闻所、业内学者和学生们那里，他的治学精神久有口碑。不过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位低调的学者，以及他近乎清教徒的生活。直到现在，他还没有使用手机的习惯。新闻所唐绪军副所长说：“斯颐是个一辈子不怕麻烦而不愿意给人添一丁点麻烦的人，直到他走的那一刻。”

李斯颐，河北武清人，1951年10月出生于一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曾下乡插队，后考入西安外语学院英语专业、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史专业毕业。对于此后他的工作生涯，在物质方面可谓清心寡欲，生活简单，衣着朴素，唯独对学术痴迷。一次我带着一位朋友去见李老师，告别后那位朋友不无惊讶地说，怎么看着像个村里的农人？我理解这位朋友后来解释的，这是个的赞誉。因为简单、质朴的生活，对现在的学者来说，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李斯颐曾任数年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他曾告诉我，工作应酬和人事纠葛是他辞去领导岗位，专心研究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他的研究内容，则在严谨的基础上，有着自己的倾向，其中也包括一些较为敏感的话题。如《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与界限》、《也谈建国初期私营传媒消亡的原因》、《抗战时期的东方杂志》。

清代新闻史亦是李斯颐研究的重点之一，一些代表作品如《清末十年阅报讲报活动评析》、《清末10年官报活动评析》、《清末报律再探——兼评几种观点》，建立在扎实的一首文献和史料基础之上，经常耗费时日，也在所不惜，其学术眼界之高，态度之严谨，为新闻学界所少见，也获得了不少扎实的研究成果。在《也谈建国初期私营传媒消亡的原因》一文中，他认为，私营传媒的生存状态未超出其他私营资本发展边界，而私营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使之必然要先于从事其他物质产品生产和流通的企业率先进入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而对其他私营工商企业来说，这一过程的开始还要晚几年；清末官报研究方面，在李斯颐的努力下，基本理清了清末官报的来龙去脉，而他的《东方杂志》的研究成果，被权威专家认为，至今尚无人超过。

他曾告诉一位学生张威说：一年哪怕写一篇小文章，但至少要五年七年没人能赶上。在惊悉噩耗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际新闻界》主编，著名学者陈力丹如此评价：“李斯颐耿直，不求名利，甘当副研究员十几年，成果似乎不多，但篇篇都有创新，这种学术追求现在太少了。” 陈力丹在博客中还追忆了一件往事，“90年代初，我是老资格的研究室主任，他只是助理研究员、《新闻研究资料》编辑，我的一篇关于考证“第四等级”的小文章照样被他否掉，原因在于我没有进一步找到更为明确的资料，而只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一种不很确定的结论”。

行文至此，想起了做论文时的一些往事，那些长长的书单和密密麻麻的来回沟通邮件，点点滴滴，如在眼前，而让我印象深刻的总是一些细节，如一些书目他会在后面注上看那些章节，比如细致的修改建议提纲。最让人难忘的是论文改后返回，那些被标注出来的标点符号修改，这也让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总告诉学生，要给他足够的阅读时间，因为他看得实在太认真了。作为一位报刊工作者，修改过众多文稿，李先生的细致和耐心还是让我汗颜，让我今后每次写作的时候，不敢不兢兢业业，不敢马虎。

课堂之外，算来我与李先生的见面也不是很多，不过每次见面总是获益颇多，他认真的谈话和眼神总是让我感到不足，而这样的表情，在这个研究所里，又是显得那么突兀。在他去世后，他的一位学生在微博上写到：“我进新闻所读研时，9号楼还没被人民日报收回，黄埔一期即1978级研究生已经不再给学生授课了，当时在圈内影响极大者共三人：主攻新闻自由和新闻法的孙旭培，主攻新媒体的闵大洪，以及新闻学集大成者陈力丹。李斯颐和陈、闵私交很好，和孙也有交情。这一拨人维护了9号楼今日在学界稀薄而无力的一点尊严。”

如今李先生去了，新闻所已经搬了北京CBD的一个高大的写字楼内，春天还没来。

在事业上，李斯颐难称顺利，也非才华横溢的学者类型，不过每一个研究成果均经受了良心的把关。去世之前，他还在为一本新的、视野开阔的新闻史教材而反复修改，虽已经完成，却一再修改、核实，不肯付梓。 这样耐得住寂寞的清苦书斋生活，也许现在最难坚持，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这不过是一种不识时务的迂腐。

   2012年2月2日早晨，在北京朝阳医院的送别室外，冷冽的寒流中，一群学者、学生在最后送别李斯颐先生。我一回头，看到了如刀的寒风中，身后站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教授，赶紧把她让进拥挤的屋里，一位衣着单薄的昔日女学生特意从上海赶来。在官方发布的讣告里，写着“克勤克俭”、“任劳任怨”、“深受学生们的爱戴”，并非虚言。

追悼会回来，看到微博有人转发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教授李彬的一句话，也许它代表了后进的心情：“斯人已逝，怎不望风追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