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藤大介/文

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所以方言并不像中国那样错综复杂。即使是对东京人有很强敌视心理的大阪人，一旦来到东京也常常会放弃家乡的关西方言，改说普通话（标准日语）。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从他到东京的第一天开始，就操着满口的名古屋方言。他，就是现任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

在2009年春河村隆之当选名古屋市市长之前，我曾经几次采访过这位当时的在野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每次在国会议员会馆接受采访之后，这位有点爱出风头的政治家都会意犹未尽地对我说：“等会儿我们去酒馆边喝边聊吧！”到了酒馆，等他喝了点生啤或烧酒之后，那一口令人不敢恭维的名古屋方言就响彻每个角落——大学考试落榜，参加司法考试多次都未通过，参选议员两次落选，竞选民主党代表四次落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这半辈子真可谓是“落第人生”。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么多的失败，所以他才会认为“与其他的精英政治家不同，只有我才深知民意”！

但是，这样一位草根政治家，虽然深知名古屋百姓的民意，却根本不解中国人民的情怀。

2月20日，面对从友好城市南京来访的中国代表团，这位名古屋市的市长河村隆之，竟然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当我听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真是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之前在采访河村隆之的时候，每当谈到中国问题，他总是表现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不仅是对中国，他似乎对日本全国的事情也没有太多兴趣，所以才会辞去国会议员之职，告老还乡吧。

事件发生之后，在北京居住的日本人，相互见面时都会流露出不安的神情，心情也变得阴郁不堪。每当这样的日本政治家发表“反动言论”时，在华居住的日本人员就很苦恼发愁。不断地担心着自己公司的产品、工厂状况，以及偕同的家人的情况等。本来在国外从事贸易活动，其法律制度和习惯就有所不同，要承担所谓的“中国风险”，然而在这之上还要无奈地背负上“日本风险”，真是苦不堪言啊。

另外，每当这种妄言四起时，我所想到的就是中日两国文化差异之根深蒂固。

即使我在日本的时候对中国进行过研究，对于正确感受“中国人的思想”仍尚存困惑。这是由于中日两国的文化环境完全不同而造成的。

日本是一个自由国度，连国民身份证也没有。宪法第21条规定“保护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以及其他形式的一切言论自由”。因此，包含政治家在内，无论何人均可自由发表言论。加之，由于一些政治家，尤其是执政党民主党派的很多人，都缺乏国际感，所以很容易像河村隆之市长那样错误地认为“名古屋即是整个世界”。

河村隆之市长拥有何种思想是其自由，但在南京代表团面前发表这样的言论，从国际礼仪观点来看极为不妥。假设广岛代表团访问美国友好城市时，美国市长声称“向广岛投掷原子弹是理所应当的事情”，那么日本人民又该作何感想呢？

名古屋这座城市是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的创立者德川家康在17世纪初创建的。德川家族第19代德川家广是我尊敬的朋友。当我再次向他询问有关德川家康对于中国的看法时，他是这样回答的：

“德川家康是对中华文明怀有尊敬、畏敬之情的领导人。所以，在曾是其‘上司’的丰臣秀吉把中日关系搞得一塌糊涂的情况下，德川家康极力修复受损的中日关系。关于中日关系，德川家康强调‘求同存异’，是一位具有优秀的国际思想的人物。”

名古屋在如此英明的伟人之后，竟然出现了河村这样让人不堪的市长，真是可悲至极啊。

进入2012年，每当从日本来北京的客人问我：“现在中国流行什么？”我回答道：在北京的电影院里满眼都是张艺谋导演执导的新作品《金陵十三钗》。这是一部具有特色的战争电影，讲述了1937年12月，日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其中，一名美国男性与逃亡到教会的一群中国女性互相帮助，计划誓死逃脱被日军占领的南京城的故事。

我所去的电影院拥有300个席位，超大屏幕，观看的大多数都是年轻的中国情侣。他们拉着手，惊恐不安地看着大屏幕上日军集体强奸中国女学生、枪击、刺杀等场景。

我是与在华居住的日本朋友们一同观看的。电影结束后，我们都像是被灌入了大量的铅，心情沉重。并且，顾忌到周围环境不敢用日语说话，自始至终都沉默不语。

虽然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75年了，但是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面对那段“历史”的“亲临现场的感受”又是如何呢？不是“历史”，而是作为“现实”存在的一个“恶的日本”被突显出来了。

我们这些在华居住的日本人每天切身感受着“中国式文化”，所以对其有相应的理解。但问题是，近来的日本人越来越向“井底之蛙”的方向发展，根本不去理解“中国式文化”。

在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无论日本还是中国，政治家们陈词滥调般地陈述着“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关系”。可是让我来说，两国国土的距离确实很近，但是文化的距离却好像绕地球一周之后终于遇到了一样的那种距离感。中日两国有三个共通点：都属于黄色人种圈、汉字文化圈、儒教-佛教文化圈。文化层面上的相似处就到这里，剩下的就好似水和油一样难以相容。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那本1993年令世界瞠目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把全世界的文明分为九类，将“中华文明圈”和“日本文明圈”分开来予以分类。

参加中日商务贸易谈判，我每天都会深切感受到，不能达成一致的原因，像价格这样纯粹的商务理由占一成，剩下的九成都是由于对对方的文化不理解以及误解造成的。所以在中日商谈中，当翻译就会感觉到疲劳困惑。把中国人的发言直接翻译给日本人，意思不明了，反过来也是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的相互不信任感就会增加，于是便陷入到互相疑神疑鬼的猜忌中去了。

举一个例子来说，中日合作的商务贸易，如果发生了某些问题，日方会严格按照合同书来解决问题。而中方则首先提出修改合同书。在这样的争论中，我对日方解释说：“中国是在过去的30年间连宪法都修改了4次的国家。”这样一说，日本人目瞪口呆。另一方面，我对中方解释说：“日本是65年前颁布的美军制定的宪法，到现在连一个字都没改过。”这下子中国人也哑口无言。这样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双方尽快地进入了谈判。尽管频频发生这种情况，中日年度贸易额还是达到3000亿美元。如果能理解彼此的文化，中日的年度贸易额将会达到3万亿美元呢。

重新回顾近40年的中日关系，印象非常深刻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从“中国离不开日本的时代”到“日本离不开中国的时代”的变迁。换言之，现在中国没有日本也能生存，但日本没有中国的话，日本经济崩溃的时代就会很快来临。

举一个代表性的例子，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三号大厅的国际航班大门的入口处，日本政府观光局大手笔斥资高额广告费，仅装饰有巨幅日本风景油画板的场所就有几十处之多。可是无论东京的成田机场还是羽田机场，中国国家旅游局并没有打出同样的广告。也就是说，现在拼命吸引对方国家游客的，只是日本单方面。

既然这样，关于中国人的文化，我们日本人就应该更加深刻地去理解。深刻意识到理解中国文化是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利益的，就理应拼命学习中国文化。提及到南京历史问题，我们应该向更加久远的、那些命悬一线远渡重洋的“遣隋使”、“遣唐使”等先辈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