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修智/文

中日恢复邦交40周年之际，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提前送来一份“礼品”——继2003年自民党议员江藤隆美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后，又一日本政客罔顾历史事实，充当记忆暗杀者的角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此举理所当然地引发了中国公众的怒火。

在表达对河村隆之言论不满的同时，中国公众对率队出席名古屋活动的南京市有关领导在事发现场的进退失据、未能及时反击，给予了辛辣的嘲讽乃至谩骂。很快，在国内公众的愤怒声浪中，南京市政府作出暂停与名古屋市的官方交往的决定。

其实，攻击者总是处于主动的位置，而被冒犯者的反应往往滞后。1972年9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田中角荣首相一行的晚宴上，周恩来总理与田中首先分别致欢迎辞和答谢辞。在谈到两国的历史问题时，周总理说：“……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田中首相则说：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历程”，期间，日本“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日本《朝日新闻》当时对这一历史性场景给予了细致记录：尽管田中首相几乎每一段讲话中方都给予热烈的掌声，“但是有几段话，中国方面却没有鼓掌。例如（田中首相）说‘给中国国民带来麻烦’时，就没有鼓掌”。

中方在第一时间用沉默传递出的意绪，随后才得以用语言获得明确表达。毛泽东在接见田中时说，“……添了‘麻烦’这样的说法，年轻人认为不够分量。在中国，不小心把水溅到妇女的裙子上，才用这个词。”对此，田中辩解说：“日语中许多词是从中国来的，可是，这个词日本人在百感交集时也可以使用。”“明白了，‘麻烦’这个词，你们用得妙。”毛泽东大开大合地说，然后随手将一套6卷本的《楚辞集注》作为礼物送给了田中。

重温这一细节，让我对名古屋一幕不感意外。中方领队人在突如其来的攻击面前表现出的笨拙与迟钝，并非多么了得的罪错。同时，河村隆之的言论固然荒谬可笑，但它并没有让我感到有多受伤。因为它们不过是政客操纵民意的伎俩，在不少日本人眼中，河村的言论也过于轻率。

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头脑中，关于两国之间那段惨痛的历史，沉淀着同样来自日本的更郑重、更有分量的书写，与之相比，河村隆之的言论不过是闲言碎语而已，微不足道。

我指的是出自于两位日本记者笔下的作品。它们分别是小俉行男的《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与竹内迅的《为证言的证言》。借河村隆之事件之机，重温这两本国内早已翻译出版的书，倍觉意味深长。

一个日本记者袒露的战争真相

《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原名为《侵略——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由日本现代史出版会1982年出版。198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将其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该书作者小俉行男，1936年进入读卖新闻社，从1938年1月到1942年8月，以《读卖新闻》随军记者身份随日本侵略军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40多年后，“……激烈的战争，充满艰苦行军和血腥气味的报道，都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了。往事业已忘怀，可是战争的场面却不可思议地在脑海中重现。”于是小俉行男利用艰难保存、搜集起来有50册之多的随军日记和简报，写成此书。

在序言中，小俉行男开宗明义，承认“这场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并认为，尽管死于异国他乡的士兵、军官、新闻报道都是这场愚蠢至极的战争的牺牲品，但是，日本人绝不该忘记日本军人们是如何加害中国以及亚洲民众的。

作为随军记者，小俉行男目睹的战争，是由烧房、毁城、杀人、被杀、抢粮等构成的一幅地狱图景，而日军的暴行，以及他对日军暴行的袒露，都超出了作为中国人的想象与经验。

在苏北盐城，小俉行男目睹到一个坐在路旁的中国姑娘，20岁左右，穿着上衣，下身却被扒得精光。姑娘“梳着当时流行的短发，是个颇有姿色的美人。但已被士兵强奸得连站的气力也没有了，只有手略微在动，失神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茫然看着前方。这是路过的士兵们干的！裸露的大腿之间还插着一截小棍，姑娘连拔它的气力都没了。”傍晚，小俉行男问起姑娘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烧了。用那种姿势躺在那儿，即使死了也不雅观，于是，堆上劈柴，抬到上面烧了。”

小俉行男笔下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或间接来自读卖新闻社同事、日军的讲述，或直接来自自己的目击，因而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关于南京大屠杀，小俉行男并没有亲历，而是转述自读卖新闻社上海分社两个联络员武田与畦崎的亲口讲述，两人是南京陷落后的在场者，其中一个还津津乐道日军攻下南京后，自己进到蒋介石的家中，从寝室里拿了一双宋美龄穿过的鞋“留作纪念”，因此，他们的话，是南京大屠杀的可信证言。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这一章，具有绝疑排难的价值。

其一，它证实了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的历史事实。书中通过读卖新闻社上海联络员之口，载明，日军俘获10万多中国军人，对于如何处理这些俘虏，军司令部给的命令是“适当处分”。而所谓适当处分，就是如果无法处理就予以处决。“这是军队里一开始就确定了的方针。”

于是有了如下血腥的文字：

俘虏被日本兵带到长江岸边的下关排队斩首。第一排杀完，让第二排把尸体抛入江中，然后排成一列，同样杀头。就这样从早晨杀到晚上，一天不停地杀也只杀了2000人。

第二天杀累了，就抬出了机关枪，摆两挺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面向江岸，让俘虏排成一列，嗒嗒……扣动了重机枪的扳机。俘虏们一齐往江里逃，然而没有一个人能挣扎着跑到对岸。

后来军里传令：“俘虏不杀了，送到后方，去修筑道路和干其他苦役。”

此时已有不计其数的俘虏被杀死。长江上漂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染血染红了江水，惨不忍睹啊！

其二，它证实了日军在南京大量杀害平民这一事实。对此，书中的描写是：

不仅残杀俘虏，还杀害无数平民百姓。联络员说他们看见路上躺满了百姓的尸体。

“究竟杀了多少人？”

“这个数字既未发表，也无法统计。总之是满目死尸。”

留在室内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日军“一扫而光”。

小俉行男听完联络员的叙述后，惊叹“这简直是屠场！”日本军国主义灌输的“圣战”形象，开始在头脑中被颠覆。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死难者人数固然可以存疑，但《见闻录》证明，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与平民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发生过，铁案如山，不容否认。

除了记录日军暴行、日本军人在中国的艰苦历程，《见闻录》还用大量笔墨描写了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新闻的管制，甚至不惜自揭伤疤，比如描写自己为了与对手报纸竞争，明明不在汉口战役现场，却编造自己在现场的情节的前前后后。报喜不报忧，只准报道各类胜利、佳话与美谈，但绝对不能报道日军暴行与败绩，是日本随军记者报道的主旋律。

这些不难理解。传播学者早就总结过：“战争爆发后，最先死去的是真相。”和平年代，“萨哈夫”们尚且横行无忌，在战争面前，变成“萨哈夫”，更是新闻记者难逃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