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玮丽/文
琼·狄恩（Joan Didion，生于1934年）无疑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虽然她的小说时常获得如潮好评，甚至荣登《时代》周刊2005 年选出的1923年（《时代》周刊创刊年）以来一百部最佳英文小说榜（Play It As It Lays, 1970)，但她仍以非小说类创作最为著称，作品常被美国各大学选进必读书目。
《奇思幻想的一年》
我做学生时零星地读过一些她的杂文，但那时也许更喜欢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小说，对于需要细细品味、用心思考的迪恩作品并不以为然。真正喜欢上狄恩是读了《奇思幻想的一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 2005)。该书是狄恩登上《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榜的第八本书，并荣获2005年全美图书奖。后经狄恩本人改编成独白话剧，由著名英国演员瓦妮莎·雷德格瑞夫（Vanessa Redgrave)在纽约百老汇连续上演144场。
如果2005年初读这本书时是感动，那么，六年后再读，虽然感动依然，但更多的思索转向狄恩的语言、狄恩的风格。
一本写丧夫之痛的回忆录，没有惊心动魄的悬念，没有曲折迂回的情节，却能如此一次又一次地深深打动读者，那真是语言和心灵的力量！狄恩坦诚地直面悲痛却不沉溺于哀伤，语言简约却不失优雅，凝练又不乏柔情，行文中的断句和留白都赋予她的文体一种特殊的能量。所以，即便是平静的回忆，平凡的反思，都往往会令读者耳目一新或回味无穷。
文艺批评家约翰·利奥纳德（John Leonard）曾这样评论迪恩的语言：“我一直试图找出为什么她的句子总是比你的或我的要好……或许是一种韵律与节奏。它们出其不意地向你扑来，像精练的俳句、像激光冰锥、像浪潮。即使是这些句子周边留出的空白也别有意味……”
迪恩的丈夫约翰·格利高里·邓恩2003年12月30日心脏病突发，瘫倒在正开始用晚餐的座椅上，急救无效去世。当时他们正在餐前小酌；她刚刚递给他第二杯威士忌；他刚刚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何是20世纪历史的关键大事：
人生变化得太快。人生瞬间就改变了。你正坐下用餐而你所熟知的生活便结束了。一个自悲自怜的问题。
这是狄恩在丈夫突然离世后最初写下的几句话，也是她很长一段时间写下的唯一的几句话。这几句话就成了《奇思幻想的一年》的开头；而且这开头的几句在书中反复出现，虽然有时会略有变化，比如：“人生瞬间就改变了。／普普通通的瞬间”，好似音乐作品中的“动机”。这恰好印证了利奥纳德关于狄恩语言中的“韵律与节奏”——一种特有的音乐感的评论。大概这就是为什么狄恩所叙述的普通个人经历，生活中平凡点滴的回忆却能经久不衰地感动读者、启迪人生。
狄恩和邓恩携手走过40年；他们既是生活中的伴侣，又是事业上的搭档。两人都是作家，他们为好莱坞写的电影剧本都出自两个人的合作；40年来他们几乎形影不离，每天在各自书房写作，总是能听到对方的声音；每天相互交流各自的想法，评古论今；每每最先阅读对方的作品，作出第一反馈、提出批评，为对方的作品起名。
护封上这样介绍《奇思幻想的一年》：“一本出自美国偶像级作家之手的情感强烈、坦诚震撼的书。琼·狄恩探讨了一个既极端个人又具有普遍性的经历：她描绘了一幅婚姻的肖像，一种悲喜交织的人生，它会打动每一个有过爱丈夫、爱妻子、或爱孩子的经历的人。这本强烈感人的书是狄恩为了梳理清楚‘那几个星期，然后是几个月’的一种努力，她要梳理清楚‘那几个礼拜到几个月的时光是如何颠覆了她曾经有过的一切关于死亡、关于疾病，关于婚姻、孩子和记忆，关于正常心智的肤浅，乃至关于整个人生的固有观念。’”
我想，正是狄恩的纯粹与真诚——她面对生活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对丧偶始料不及的悲痛的直白与坦诚——以及她精确凝练、富有音乐感的语言使得她的回忆录别有洞天，感人肺腑。
《缓缓走向伯利恒》
读了《奇思幻想的一年》之后，我开始关注狄恩，把狄恩的作品一一找出，试图重新认识这个“美国偶像级的作家”。
狄恩十一二岁时就喜欢上了海明威。虽然当时未必能理解他的作品，却被海明威语言的凝练与简洁吸引。狄恩的写作习惯是每一天都从头重新打字以前的文稿（文稿达到一百页后再找一个新起点，照样每天从此开始）；在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作家就像雕塑家一样一遍又一遍的雕琢，切掉每一点多余。许多评论家们一致公认狄恩的语言风格无可比拟——“既有海明威霹雳般的清晰利落，又有亨利·詹姆斯的蜿蜒深邃”。狄恩观察细致，思维敏锐，善于将冷眼旁观的社会现象同个人经历与内省，及精辟尖锐的社会评论交汇融合，浑然一体。
《缓缓走向伯利恒》（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是狄恩1968年出版的散文集，所收录的20篇作品几乎都是早先为各大报刊写的文章，其中包括“论自尊”、“论道德”、“关于记笔记”、“关于回家”、“加州梦”、“再见吧，那一切”等名篇。40多年来它始终是一部反映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经典作品。以其命名的报告文学“缓缓走向伯利恒”更是入木三分地记载了当时美国社会道德观和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及嬉皮士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挑战与反叛。
题目“缓缓走向伯利恒”出自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著名诗歌《二次圣临》。狄恩在前言中写道，以此作书名是“因为近几年来叶芝的诗句犹如被手术植入耳道一样总在耳中回响——不断扩展的旋涡，失控的猎鹰，空洞的目光……”叶芝的诗似乎形象地描绘了嬉皮士反文化运动所体现的美国社会秩序与价值体系的崩塌。
狄恩选择了深入到旧金山的海特·艾什柏里区——嬉皮士反文化运动的中心，从第一线直接观察了解这一运动。因为她自己也感到了某种精神危机，几个月无法工作，写作于这个混乱无序的世界似乎已毫无意义；“如果我要继续工作，我必须去面对和接受无秩序。”
之所以选择旧金山是因为“旧金山是社会大出血的端点，旧金山是那些失踪的孩子们自称‘嬉皮士’而会聚的地方”。当时的美国社会，已经失去了维系秩序的中心，“青少年们从一个破败的城市漂流到另一个，像蛇蜕皮一样蜕掉自己的过去和将来；没有人教过那些孩子们维系社会的游戏规则，他们也永远不会再去学习那些规则。人们在失踪，孩子们失踪，父母失踪……”
“当我在1967年那个依然春寒料峭的晚春第一次去旧金山时，我并不知道我想去发现什么，所以我在那儿待了一阵子，交了几个朋友。”通过这些“朋友”，她得以直接地触摸运动的脉搏。十七岁的莎伦向她坦白，自己根本不想家，不想学校，不想过去的一切，只想她的弟弟：“他十四岁了，我真想教他吸毒，那正是最合适的年龄。”有的朋友告诉狄恩，“十六岁的中产阶级漂亮妞来到海特区想探个究竟，被十七岁的街头毒贩带回去花一整天给她一遍又一遍地注射安非他命……旨在狂喜的政治与伦理。”另有朋友企图说服狄恩尝试迷幻药，得知狄恩已经三十二岁，说“没关系，这里也有年纪大的嬉皮士”。当然，也有年纪小的，小到五岁，被妈妈带进嬉皮士群体，被妈妈喂食迷幻药。五岁的小苏珊告诉狄恩，她除了喜欢冰激凌、可口可乐，想圣诞节时得到一辆自行车，还喜欢“杰弗逊飞机”、“感恩而死”(二者皆为嬉皮士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迷幻摇滚乐队)乐队中的这个或那个歌手。
对这一场发生在美国的反文化运动，我曾略知一二；是狄恩深入其中，以其超然淡漠的观察和锐敏冷峻的笔触让我对这一场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青年反叛运动有了新的认识。我禁不住想起与此同时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另一场运动——“文化大革命”：自称“红卫兵”的广大青少年走出学校，离开家庭，全国大串联，狂热的群体运动把原本聪明好学、安分守己的十五六岁少女变成了可以乱棒打死校长的乌合之众（卞仲耘，文革开始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副校长，为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两场运动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和他们所处的社会。
狄恩这样反思当时的反文化运动：“从1945到1967年的某段时间，我们忽视了教给孩子们我们的游戏规则。也许我们自己都不再相信这些规则，也许我们自己也经历着一场精神崩溃，也许压根就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教育孩子们。”她坚信一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取决于对语言的掌握。那么1967年那个“爱之夏”从四面八方奔向旧金山的十万“花童”们；那些不相信语言，缺乏社会能力的孩子们；那些趋之若鹜，加入群居公社，追求放浪形骸，销魂欲仙的青少年们；在嬉皮士运动消亡之后是如何重返社会、适应社会的？当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许并没有重返社会。许多群居公社在美国和欧洲仍然不同规模地存在着；也有许多执着求道的人，远渡重洋，到印度寻找精神导师。来自印度的宗教导师可以带领众人唱诵进入迷幻的“禅”境，所以有些人想“通过传播和教习唱诵把它变成一场国际运动”，金斯伯格说“唱诵带你进入狂喜”。
狄恩采访的一位旧金山精神科医生这样评论嬉皮士运动：“这是一场社会运动，那种在社会出现危机时应运而生的运动。它们的主题总是相同的——反朴归真，祈求早先的权威……一种超脱现实，追求净化的渴望。”这使我不能不把目光转向当今中国。各路宗师、专家，似乎也从世界的四面八方涌向中国。但是各路大师、专家、导师、宗师是否都名副其实，各种声称、主张是否都是真诠实谛，如饥似渴的学员们似乎并不在意。不菲的学费和冠冕堂皇的头衔足以让学员们倾倒。更有甚者，参加了几个工作坊、学习班，探讨了一番“身心灵”，便俨然以“身心灵”导师自居。
我心中悲戚，这些“身心灵”图书的盛行或“身心灵”导师的走红折射出一代人的心灵饥渴、精神茫然。中国是一个缺乏独立思考的国度——曾经是伟大领袖代替我们思考，举国上下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曾经我们“大革文化命”，颠覆传统，毁坏文化，造成了民族性的文化断层。如今人们同样迷信冠以各种头衔的大师、导师。渴求精神滋养与心灵成长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但如果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任何一种思想方式或生活方式都可以沦为一种趋之若鹜的跟风与盲从。
我常常思索狄恩关于一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取决于对语言的掌握的观点。也许当务之急并非追随任何大师，而是应当致力于掌握语言、精通语言，以求博览群书，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
《蓝色的夜》
再回到狄恩。她2011年11月出版的第二本回忆录《蓝色的夜》(Blue Nights) 。《蓝色的夜》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日子——2010年7月26日，女儿琨塔娜的结婚七周年纪念日。它的特殊之外还有另一层特殊——2010年8月26日，琨塔纳逝世五周年的日子。她是狄恩和邓恩唯一的女儿。
在“序曲”般的第一章，迪恩以诗意的语言描写了夏至前后滢蓝绵长的暮色；“置身于这样蓝色的夜晚，你会觉得白昼永远不会终结。当蓝色的夜晚一天天地逝去（它们终究会的），你会真真切切地感到一丝寒意，一种似乎要生病的感觉，你这才注意到：蓝滢的光已经消失，白昼日渐缩短，夏日已逝。把这本书叫做蓝色的夜，是因为开始写这本书时，我的思想不断地转向病痛，转向诺言的终结，白昼的渐弱渐远，无可避免的消退，光明的逝去。蓝色的夜与光明的消失虽然相反，但却是它逝去的先兆。”
这是一本与《奇思幻想的一年》同样凄美的挽歌，作者再一次直面死亡：“一个人死而无嗣是可怕的。拿破仑·波拿巴如是说。对于凡人来说，没有比看到自己的孩子死去更大的悲哀了。欧里庇得斯如是说。当我们谈及死亡的必然，我们谈的是我们的孩子。这话是我说的。”
不仅仅是直面死亡。76岁的狄恩，也在书中坦诚无畏地直面自己的年老体衰：“随着书稿一页一页地递增，我开始想到书的主题也许不是孩子，至少不是孩子本身，书的主题是未能直面不可避免的衰老、病痛和死亡；是拒绝对这些必然的审视与观照。是恐惧。书稿一页一页地增多之后我才恍然大悟，这两个主题原本是同一个。当我们谈及死亡的必然，我们谈的是我们的孩子。”
在《奇思幻想的一年》中，狄恩写道：“从儿童时代起我就学会了遇到烦恼时求助于书本，求助于文学，从书中学习。信息意味着掌控。”从弗洛伊德关于悲痛悼亡的理论到C.S. 路易斯悼亡妻的笔记；从托马斯·曼的《魔山》中关于丧妻哀伤的描写到W.H.奥登的《葬礼蓝调》；狄恩从文学书、医学书中去探讨丧失亲人的不同影响，去理解自己的举动，去寻求慰藉。在《蓝色的夜》中，狄恩同样转向文学，转向语言。难以想象一个人如何承受命运如此残酷的双重打击。狄恩依赖语言的力量，勇敢地、尊严地、优雅地承担着难以承担的悲痛。
《为了生存，我们讲述》(We Tell Ourselves Stories in Order to Live)是2006年“万人丛书”出版的狄恩选集，长达1100多页，共收录了七本早先出版过的散文／杂文／报道文集。题目出自《白色专辑》（以甲壳虫乐队著名的音乐专辑命名；Album也指相册、集册）的开头。这是狄恩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为了生存，我们讲述。
我们在讲述中梳理思绪；我们在讲述中汲取力量；我们在讲述中探索发现；我们在讲述中丰富成长。我们同样也从他人的讲述中梳理、汲取、探索、感悟、发现、成长。讲述或倾听讲述离不开对语言的掌握；独立思考的能力离不开对语言的精通。
从思想大一统的时代走过来，我们需要学会独立思考，我们需要娴熟地掌握语言，不然我们只能从个人崇拜的时代走进明星崇拜、大师崇拜。在这样的崇拜中，我们丢掉的还是独立思考。一个社会的真正进步，与公众的独立思考能力紧密相连。
据说琼·狄恩在国内鲜为人知，她的作品几乎没有译介。在文化边界交融，中外互通有无的今天，各种翻译作品——良莠参错——充斥中国图书市场；有些翻译作品为了追求市场效应，不惜牺牲翻译质量，紧随原作出版，甚至与原作同步出版。如此繁荣的翻译出版，竟鲜有迪恩的作品，未免令人遗憾与费解。当然，译介一个以风格和语言著称的作家对于任何译者都将是极大的挑战。希望这不是狄恩鲜有中文译本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