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准谎言的枪 by 湛眉
“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你的太阳穴，命令你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你会选择谁？”
这个问题充满挑衅，就像一个海盗头子随手抛出一柄弯刀，他的身后有着无数和他一般无畏的船员，随时准备为自由豁出性命。法拉奇去见基辛格的时候，照例只带着她的录音机，但一向以谨慎著称的政治家却被卸下了全部伪装，倘若他当真是个“喜欢独自行事的牛仔”，就继续单枪匹马吧。但若还妄图进入领袖万神殿，那就大错特错。法拉奇不理解权力，但却理解一切与权力抗争的行为。刻在她灵魂最深处的那个字叫做“不”，她本身即是那把瞄准谎言的枪，一切虚伪皆成徒劳。
这样一个质疑一切的法拉奇，她的答案是否有意义？曾经有一个中国学生对她说：“我不是来提问的，我看过您的所有书，知道您的答案……我只是来说，我们需要您。” 法拉奇无惧质疑，更不吝惜回答。她的每本书，即使是访谈录，都态度鲜明、直言不讳。她是个永远被需要的人：在记者沦为政治家和权贵御用画师的年代，在单纯的记录变得廉价，新闻越发唾手可得的年代……而她存在的最大意义，即是证明，每个人都可以对任何人发问。
奥里亚娜·法拉奇
虚拟访谈
Q=《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A=奥里亚娜·法拉奇
Q：法拉奇小姐，你更爱文学，但外人评价你时，记者的身份总挡在作家前面。
A：是的，但那又如何？我曾经非常热爱新闻工作，因为它赋予我一种非凡和可怕的特权，让我可以把正在发生的历史写下来。要知道，我对所有耳闻传下来的记事，对发表得过晚、又没有证据的报道投不信任票！我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个高个子还是矮个子，头发是金黄还是褐色，受过教育还是大老粗，甚至是否与莫大拉的马利亚同过床。昨天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无法核对的故事和无法与之争辩的臆断的小说，今天的却不必如此。
采访一度令我很快乐，我就像对待那些与我利害攸关，必须态度明朗的事情那样去关注所见所闻。但后来，我不再喜欢当记者，而开始认真写书了。想一想吉卜林、伦敦和海明威吧，与其说他们是记者，不如说他们是新闻界借去的作家。可怜的吉卜林，把新闻稿写成了故事，他看到了记者看不到的东西。
Q：什么是记者看得到，且有责任看到的？
A：观察、倾听和思考，以便理解一条蛀虫是如何钻入历史这块木头中去的，永远不要将自己当做一架机械地记录所见所闻的机器。有人说：历史是由所有人和个别人创造的，个别人成了领袖，因为他们生得逢时，并且知道如何利用时机。也许是这样。但是那些不愿为生活中荒唐的悲剧所欺骗的人宁可相信帕斯卡的话：“如果克委巴特拉的鼻子当时长得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会成为另一个样子。”他们宁可信奉伯特兰·罗素所信奉和所写的：“随它去吧，世界上发生的事由不得你，而是取决于赫鲁晓夫先生、毛泽东先生、杜勒斯先生。要是他们说‘你们去死’，我们就得死；如果他们说‘你们活下去’，我们就得活下去。”
但真相大白时，我发现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我很少遇到那种天生地应该领导我们和决定我们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掌权者，而是一些曾经为获得这个权力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斗争，并继续在斗争着的人。
Q：你如何看待权力？
A：我不懂何谓权力，并且在我看来，人类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们需要有管辖他们的人，需要一个头目。没有知道这个头目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唯一确切知道的是你不能控制他，而他却要扼杀你的自由。更糟糕的是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但是人们还是以为它真的存在而去追求它，并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有责任告诉读者，我坚信苹果生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采摘，星期五也是可以吃肉的。我更有责任让读者知道，在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权力的同时，我却理解那些反对、谴责和拒绝接受权力的人，特别是那些反抗暴政的人。我把反对暴君看做是对人的诞生这个奇迹的最好利用；而对那些在暴政面前俯首贴耳、默不作声，甚至拍手叫好的人，我认为他们作为人已经名存实亡。
《风云人物采访记》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著
嵇书佩 乐华 杨顺祥/译
译林出版社
2012年2月
Q：你常常招致与采访对象的彼此厌恶，基辛格称，接受你的采访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你也公开表示恨透了他。这种情况下，你对被采访者是否有失公正？
A：采访一个人时我总是尽力挖出他最好的一面，好比画画的时候我尽力画他好看的地方。如果这样你仍然觉得丑，那不是我的错，因为那就是他最好的一面。
基辛格像块冰，或是一条比冰还要滑的鳗鱼，我从没有采访过一个他这样避而不答问题或对问题不做确切解说的人。整个采访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一成不变的声调，录音机上的音量指针本来总是随着讲话人的声音而大小摆动，但他讲话时却一动不动，我不止一次对录音机进行检查，确认它工作正常。
我从不怀疑自己愿意为采访而付出的努力，那个写《亲爱的亨利》的法国女记者弄得基辛格狼狈不堪，因此我是女人这一事实无法使他放心。我真想说出到了嘴边的话：我不会爱上你。如果必要，我可以带上两撇小胡子去见他！
Q：这样一个视审慎为自我保护的人，为何答应同你交谈？这无疑是一次冒险，事实也证明了基辛格的落败。
A：我没有用到小胡子就见到了基辛格，有人说他打算在我的“领袖万神殿”里占有一席之地，我当然不会让他如愿。况且那种东西也不会存在于我的世界。他答应见我，因为我采访过许多政要，更确切些，是我采访过武元甲。
在我看来，武元甲就是一个法国势利眼，既和蔼，又傲慢，归根到底是个像下雨天一样令人讨厌的家伙。我对这个人毫无兴趣，但他对我讲的话倒是千真万确的。可他却拒绝将我们的对话公之于众，不仅录音被禁止，最后还扔给我三张打印纸，上面除了一系列冠冕堂皇、模棱两可的词句之外一无所有，他表示对其他文本概不承认。
我的决定让武元甲以及那些发给我签证的北约人无法饶恕，我将那份官方文本以及真正的文本一并发表了。
Q：能够得你青睐的采访对象不多，甘地夫人和果尔达·梅厄都能算是一号，你对女性有着本能的声援？
A：我公开选择站在女权阵营的一边，一个女人要取得成功，必须干得出色，远远胜过男人。而身为一个女人，不可能不由于甘地夫人们所获得的巨大胜利而感到宽慰和扬眉吐气，因为这种胜利否定了任何为父权制和男性统治进行辩护的陈词滥调。
但坦白地说，即使对这些我有好感的人，我思想上对他们是有保留的，内心深处对他们是不满意的。说穿了，我对他们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感到遗憾，无法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去信任他们，因而我不能说他们是无辜的，更不能把他们当做同路人。
法拉奇与阿莱克斯
Q：你曾经的伴侣阿莱克斯（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是你的同路人？
A：不仅如此，当没有指针指明我记忆中的道路时，长眠地下的他是我唯一可以与其对话的人。阿莱克斯是勇敢、尊严和热爱自由的象征，却是被权力杀害的。权力用政权来为自己服务，直到权力决定废除它，在一个更有利可图的环境中用另一个政权来取代它。从表面上看，大多数旗帜是干净的，但若我们想了解真相，就必须问问那些以理想、梦想、和平的名义被杀害的死者，问问那些假装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被欺骗、受伤害和被激怒的生者，然后根据这些人的证词来作出统计。看有多少丑恶、野蛮和污秽被当成了美德、仁慈和纯洁。哭泣也好，诅咒也好，忍受也好，被称为正义的东西是一场梦，我们只能追随这个梦，并对自己说：当一样东西不存在时，就要创造它。而当你不愿意再战斗的时候，情况就糟了，你就会举起双手，走向死亡。
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意大利女记者，作家。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被誉为“国际政治采访之母”、“世界第一女记者”和“文化奇迹”。著有：《风云人物采访记》、《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男人》等。
（以上是对法拉奇的虚拟采访，她死去，却在著作中留下了答案。可参见《风云人物采访记》、《男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