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胡蓉萍 叶静宇 欧阳晓红 苏向杲 袁盼峰 4月9日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启动时，央行行长周小川就在那里。

更早一些时候，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总体方案（下称“温州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这被认为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本报获悉，在温州金融改革方案的十二条中，发展市场更多被提及，但准入政策上依然不明朗。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聚焦在了民间资本能否独立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和是否允许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上。但依然存在一些观点认为进一步开放存在风险，一些观点认为“温州金融改革的步子应该迈得更大一些”。但无论如何，温州再度充当改革的先行者。“这将是一次自下而上为主的改革，因为本轮改革发生在有那么多金融资源的地方，同时温州过去已有许多金融创新，改革的重点是如何把它们融合，搞得更好。”4月10日，周小川对温州当地政府官员和一些企业家说。

位于浙江东南部的温州市，是我国率先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率先实行金融体制改革、小城镇体制改革、率先运用市场机制搞城市建设的代表地区。与此同时，其发达的民营经济、充裕的民间资金和活跃的民间金融，又产生出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一些民间资本以非正规金融形态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

“试点就是一种试错”

周小川率领的央行温州调研组成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杜金富、办公厅、货政二司、稳定局、研究局和上海总部等有关负责人。

4月9日下午，调研组一行与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等座谈，交流情况。10日上午，赵洪祝主持召开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工作座谈会。

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9日下午宣布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启动，他强调“启动不是信号枪打出去就完了，还是要落到行动上”。

三十年来，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聚集了大量的金融资本，截至今年3月20日，温州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6757.12亿元；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6261.56亿元。同时还有大量的温州民间资金以各种渠道在国内左冲右突。

据温州当地官员在座谈会上透露的数据，中小企业如果算上个体工商户的话大约是两个温州人就有一个企业，如果算上正规企业的话有几十万户，一个两三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有几十万的注册企业。

到目前为止，温州约有230万个体户，72万家企业，他们的产值占温州GDP的80%以上。另外，温州还有60多万人在全球，75万人在全国各地，在全国做生意。仅仅是今年1到3月，温州市净增新注册企业就达到了2394家。

周小川在座谈会上指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立足温州实际，解决温州当前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两多两难”的突出问题，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畅通民间投资渠道。

他强调，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要点和重点在于“减少管制、支持创新、鼓励民营、服务基层、支持实体经济、配套协调、安全稳定”。

在实际操作中，周小川要求，一方面要加强组织领导，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基层积极性，做到“依靠市场、适应市场”。对于那些基本具备条件的改革任务，成熟一项，就启动一项。“首先要协调好12条内容，以后需要协调的问题，我们也会积极加以考虑。”“试点就是一种试错，我们要允许试错，总体方向要把握住，要平稳，要稳健。但是个别试验做法、个别产品或者个别机构会出问题，错误出现后要总结经验，要纠正，以便更顺利地发展，我们要综合地全面地评价。”参会的人员转述周小川的话。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解读道：“从央行的角度看，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利率市场化已经讲了很长时间，最近似有加快步伐的迹象。它和降低民资准入金融业门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现在来看，作为利率市场化的前提，如果今年能完成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明年就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利率市场化。而利率市场化应和降低民资准入金融业门槛同步，因此，很可能未来两到三年内，降低民资准入金融业门槛会在全国大范围进行。”

温州资金似乎就要在这次改革中找到对内对外的两处出口，但纵观十二条改革方案，没有一条是明确资金出口和行业准入的，温州方案虽然破茧，但未必成蝶。

银行业对内开放仍有“玻璃门”

此次“温州方案”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具体表述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方案中有“根据有关规定”、“依法”、“符合条件”等限定词。但是此前的一些文件中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并没有这样的限制性字眼。早在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就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1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都没有这些限定词。

另一方面，银监会《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则要求，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最大股东必须是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且单一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持股比例不得低于20%，单一自然人持股比例、单一其他非银行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

一家大行战略部负责人对本报表示：“从财务动机上来说，它根本没有这个积极性。搞一个小银行，还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决策也复杂化了。原来通过支行一纸命令下去管理很简单。另外还增加成本，村镇银行目前的经营模式，还得靠在大银行的身上，支付清算等还得靠着大银行去帮它做。”他同时透露，在此政策下，村镇银行也没有出现三年开设千家的政策目标，而他所在的这家大行开设村镇银行的步伐明显放缓。

中部省份一个城市金融办人士曾向媒体表示：“大中型银行可以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方式来提供基层金融服务，对设立法人子行的积极性并不高。”

对于民营资本独立发起设立银行，监管机构还担心一些业者不懂金融，也担心存在利益输送、把银行当做“抽水机”等问题，更担心经营出了问题难以解决有人卷款逃跑。“但在看待民资进入金融业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因噎废食。”郭田勇认为。

“关联交易并非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无法解决的难题，随着我国近年来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透明度的日益提高，特别是征信体系不断完善，已经可以有效识别过去靠复杂的股权关系实现的隐性关联交易。”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4月12日对本报表示真正有挑战的是解决好公司治理、有效监管以及市场竞争问题。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十二条的起草过程中，监管部门坚持暂时不放松村镇银行的设立准入条件的另外还有一个理由是，现在有很多城商行里面有民间资本，农商行里甚至有民间资本控股的。

事实上，城商行的最终控股都是在当地政府手中，而农商行股权分散，民间资本虽然有相对控股的情况，但往往其高管的人事任免都在当地省联社中，大股东依然没有经营上的支配权。

个人境外直投冲动

一位参与座谈会的温州籍越南商人说，他在2002年时要去越南投资建一家生产编织袋的工厂，当时给他批的外汇对外投资只有40万美元，但现在他做到了2000万美元的规模。

“这期间我也有资金出去，但是批不了，就变相地走其他的途径，想办法出去。”他没有在座谈会上细说如何用变相手法实现海外投资。

但众所周知，在加拿大、迪拜等国家和地区，温州人成为精明投资客的代表。为了让手中的资金顺利“出海”，温州人各显神通，或注册“壳”公司将钱汇到国外，或走地下钱庄暗度陈仓。

早在去年1月，温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局在其官方网站高调公布《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然而时隔不到半个月，温州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却因为未经主管部门批准，而突然宣布将暂缓实施。

而此次“温州方案”中对此的表述则成了“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还只是“研究”阶段。

温州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一力表示：“这个之前说过，后来又缩回去，现在国家重新提了，我想不可能再缩回去了。如何让国内的温州商人找到境外投资渠道，这个很重要。说实话，那些特别想出去的温州商人肯定会想办法出去的，过去都是靠他们自己摸索的。个人直接投资这部分还需要细化，比如准入门槛、监管体系等。”

反对者担心资金流动风险、炒作户籍、个人集资代理现象的出现。所以周小川也在温州座谈会上强调重点防范民间金融中，个别投资者由于缺乏投资阅历，心里小算盘不断，热衷于投机的现象，因此一定要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对外投资以后，除了实际有需求外，资金可以有效地分流一部分，我国外汇的多样化运用也解决了。这一件事可能实现多个目标。除了资本账户对外开放问题，储备多元化问题，某种程度上降低储汇不一定是坏事，可以做到藏汇于民。”接近央行的权威人士认为。

上述在越南投资的温州商人所从事的编织袋生产，在中国早已是落后淘汰的产业，但它到了越南却受到了欢迎，当时美国没有对越南反倾销，而现在，美国开始要对东南亚进行反倾销，他立刻就要转去非洲设厂了。

他说：“我们还是需要从国内调钱出去。市场机会稍纵即逝，如果政策上设置限制，很可能使我们错失投资良机。现在我们这种小企业出去，当地也欢迎，因为不会考虑政治因素。”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贺力平说，表面而言，温州直投意味着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在加快。但温州有其特殊性，其大量的民间资金有出去投资的冲动，与其堵不如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