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军事革命冲击波

王晓夏2012-04-20 16:02

王晓夏/文

随着中国海军“瓦良格”号航母的改装完毕,以及空军歼-20研发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在海、空军建设上的努力不断被世人所关注。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陆军建设却显得十分平静和孤寞。

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目前主要的威胁来自海空方向,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随着“超视距作战”、“远程精确打击”、“非接触性作战”等一系列战争新理念的冲击下,陆军还遭遇“弱化”、“过时”、“无用”的非议。这些无疑都影响着全球范围内对陆军的投入。

尽管有数据显示全球军费开支依然在持续增长,亚太地区增长尤其快速,但很多国家都是在压缩陆军规模,增强海空实力。宣布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美国,更是宣布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人数今后10年将减少10%至15%,高达7.6万至11.4万人。

据《简氏防务周刊》的数据显示,中国依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陆军,而且陆军在很长时间内将还是中国军事力量的主体,包括40个步兵师、9个装甲师以及12个装甲旅,总计140万人。

在全球“陆军式微”的时代,我们怎样审视140万大军的未来去向?

陆军的“时代之殇”

自人类出现,就会互相残杀。组织程度、科技水平越来越高,空间范畴与规模越来越大,破坏也越来越严重。战争历史的这一演变过程,使得杀戮的手段从最初的陆地,逐渐延伸到海洋、天空、外太空,如今更发展到虚拟网络空间中。

尽管这样,人类战争最初的力量——陆军,依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原因也很简单——人类只能栖息在陆地之上。但是,从一战前拥有绝对陆军优势的德皇威廉开始大建公海舰队之日起,陆军就已无法支撑起战争的全部。

战争形态继续演进,陆军不仅谈不上支撑战争,甚至在其他军种能力缺失的情况下,在战场上已无“立锥之地”。这一趋势,在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场上已经十分明显。当时,尽管志愿军在美军狂轰滥炸之下一度将战线向南延伸过汉江,并最终坚守在三八线附近,但如果没有苏联空军保护后勤补给线的话,战争可能会以另外一种结局收场。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由于大量精确弹药的登场,使得战争的主导权开始落入到海空军之手,陆军角色和地位更倍受质疑。

现代技术兵器的不断完善和成熟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模式,由于武器的射程超出了原有的作战空间,也打破了陆军对付陆军、海军对付海军、空军对付空军这样传统的军种划分,各军种之间传统的鉴定标准开始消融。

以陆军为例,其装备的陆基巡航导弹可以威胁海上舰船,陆基防空系统对空军、海军、甚至太空部队的航空器和航天器都能造成有效杀伤。尽管如此,相比海军和空军的发展,陆军依然处在绝对劣势的地位。

在战争的新需求下,其他军种发展出了陆地作战能力,不仅严重削弱了陆军的不可替代性,更展现出巨大的新优势。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发展出庞大的规模,甚至被称为“第四军种”,陆战队依托海军自身强大的海运和空运能力,派生出了传统陆军无法比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而这正组成了美国在全球事务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投射能力。

相比后起之秀,陆军有着天生的弱点,最大的弱点就是缺少合作精神。因为陆地不像天空和海洋,总是被山川所阻隔,在这样充满摩擦和阵地的环境中,作战指挥与控制是脆弱的,突然遭受袭击的危险无所不在,与此同时地面部队的机动能力相当有限。诸多限制因素下,陆地战更倾向于在固定编制内各自为战,并且容易使陆军官兵对依赖他人获得战术生存和成功的基本因素产生偏见。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最著名的一个无疑是美国迷你电视剧《兄弟连》中,当美军其他部队将第101空降师从巴斯通地区解救出来后,空降兵们对这一“解围”并不领情,甚至诸多讥讽。

除了不善于合作外,困于地形阻隔的陆军还缺少进攻精神,防守成为陆军的第一要务。排除万难,防守住某某山头或城池成为了陆军式赞颂英雄的固定模式,同时富于进攻精神的陆军将领总因稀缺而备受瞩目。防守这一天然特质无疑让陆军的威慑力变得十分有限。在国际体系权力边界日趋清晰的今天,在国际事务中使用陆军的后继成本也越来越高昂。

1979年,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是一个不成功的案例。尽管经过连续作战,中国取得“谅山大捷”的胜利,并主动收兵撤回国内,但这场陆军主导的有限威慑战争,并没能达到预期目标,越南既没有从柬埔寨撤军,也没有停止对中国边境地区的骚扰。尽管其中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在起主导作用,但这场陆军主导的威慑战争的效费比却相当低下。中国军队不仅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而且战争期间中国也背负了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

陆军或许是人类蛮荒时代的决定性力量,但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其手脚却被紧紧束缚住了。而且基于陆军的天然弱点,使其更加难以肩负国际政治中的军事职责。尽管如此,陆军在一国的军事力量构成中仍不可或缺。

面对陆军的诸多掣肘,陆军未来的发展之路,不可辩驳的将是和其他军种进行联合,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让陆军“消失”

“纵观历史,战争总是应用当时的技术,总是打上当时时代的烙印。今天,我们正在见证由强调大规模集群的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未来信息时代的战争要求建立分散配置和态势感知共享的信息化作战群。”美国国防部《转型计划指南》这样明确写道。

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得军事领域正悄然发生着一场革命。但军事革命不像“阿拉伯之春”那样的政治革命一样具有急风暴雨式的特征,也不像经济革命发生时几乎人人可感受到经济变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它的发生与发展往往是静悄悄的,甚至是许多人意识不到的。只有经过战争,普通的人才对它有所认识和了解。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人的“闪电战”让发明坦克的英国人感受到机械化、大规模工业生产时代所带来的军事革命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

此前,军事革命已经完成了两次。

第一次革命无疑是实现作战平台本身,如一战期间,坦克和作战飞机纷纷出现,到二战时已经成熟、完善并形成庞大规模。

接着,电子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将多个独立平台进行组合并且实现了自动化的指挥控制。二战后期,美国的航空母舰把舰载飞机、火炮、雷达融为一体,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战斗情报中心”(combat infor-mation center,简称CIC)并实现了初步的自动化控制模型,这无疑开启了第二次军事革命的序幕。随后这套系统日趋完善,并被空军和陆军广为使用。

随着各种集成化作战平台指挥控制的自动化完备,以及信息和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开始能够将各个作战平台纳入到一个巨大的信息网络中,通过网络来实现信息传递、分析、处理、决策,并通过网络进行指挥控制,真正实现信息共享的最大优势。美国人提出的“网络中心战”这一概念,标志着第三次军事革命的开启。将各个作战平台和单位纳入一个能进行动态分布式信息处理的网络系统,成为第三次军事革命的核心所在。

开创这一局面的不是军事理论家,而是美国3Com 公司的创立人、以太网的发明者罗伯特·梅特卡夫。当他在研发用许多较小网络创建较大网络的问题商业网络时发现:网络的能力随着该网络所连节点数的平方递增。如一个小规模网络的能力是1,那么网络规模扩展10倍后,网络的总能力将比原来提高100倍,当扩展100倍后,网络能力也将提高10000倍。这一发现被称为“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s Law)。这一定律深深影响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方向,运用这一理论,构建一个包容所有作战平台的大型网络,成为美国“网络中心战”的最初构想。

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包容海陆空各种作战力量的美国海军。海军抛出“网络中心战”之后,美国军事理论家大卫·艾伯茨、约翰·加斯特卡和弗雷德里克·斯坦完善了这一理论,并在1999年6月,出版了《网络中心战:发展和利用信息优势》一书。这一专著引起了美军方高层的高度重视,并由此认定了美国军队未来的发展之路。

要完成这一变革,就必须使陆、海、空军部队实现一体化横向联合。要使各军种部队实现无缝隙横向对接,就必须有一种共同的作战理论指导全军的信息化建设。这个理论不是信息战和精确战,而是“网络中心战”。

为此,美国创造了全球信息栅格(GIG),一种可以将所有军种现有网络结构进行全面融合的网络系统。这也成为网络中心战“抓手”,用来打破每个军种能力上的差别和局限性,把不同能力融成一体。

在此上层建筑下,美国陆军开始改造自身以适应新的需求,陆军不仅组建了若干数字化师,更重要的是将对现有部队建制进行模块化改组,将陆军现有的8种类型旅,重新设计改组成3种模块化的标准建制。

改编后的旅被称作“行动单位”,是未来战场上可随意调用的“预制件”,借助于先进的信息网络,各个“行动单位”不仅能与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部队结合为一体,进行联合作战,而且可以像积木那样“嵌入”其他部队或司令部,传统的陆军框架和概念将消失在网络的理念下。

在未来战场上,根据作战任务的需求,所有“行动单位”,无论是陆军还是其他军种,都可根据网络共享实时信息,进行分布式的决策,并自行采取作战行动,来共同完成作战任务。作战的时间、空间和强度不再按照某一线性方式进行,也没有前方和后方、主要和次要、先和后之分。任何有利于战争结果的作战行动都在瞬息之间完成决策,并进行实施。这将彻底打破战争“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投入决定性力量进行决战”的传统战争模式。

这是信息化时代,战争形态将发生最根本的改变。面对这一新挑战,面对美国的“网络中心战”,中国军队如何以对?

“军事革命”冲击波

面对这场军事革命,中国军队无法逃避,逃避最终只能被信息化时代所淘汰。中国军方的决策者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在进入新世纪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成为了中国军队发展的新基调。

2008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明确指出,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指挥自动化建设,现已从分领域建设为主转为跨领域综合集成为主,总体上正处于信息化全面发展的起始阶段。

但中国军队信息化的努力,和1960年代的“大比武”、1970年代的“三打三防”训练、1980年代的合同战役战术训练、1990年代的科技大练兵“新三打三防”似曾相识,都是为了应付新威胁,而不是认真面对一场军事革命。

军事革命并非一般性的军事改革,不仅表现在军事技术的变革上,其本质特征和主要标志是在军事领域内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即在武器装备、军队结构、作战理论、军事训练等方面都产生重大变革。

只有当军队的体制编制与新技术的发展相一致,才有可能为军事革命的到来创造根本条件。如果没有把军队结构与潜在的新技术效用结合,纵然有再好再多的技术,也不可能促使军事革命的发生。

在中国,军队编制、作战条例都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出现了某些新的作战平台,如航母。这不可能真正启动一场军事革命,更不可能适应未来战争。事实上,中国军队将太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了传统的平台建设之中。空军和海军的武器购买和改进计划占据了中国国防研发预算中的大头,尽管陆军一直坐在“冷板凳”上,并没有占据多少份额,但依然将相当的资源投入到了新型和改进型主战坦克、装甲运兵车、火炮和防空武器的研发之中。

这完全和信息技术时代,军队质量远比数量更为重要这一铁律相左。

“在不久的将来,没有必要再继续保持庞大的军队,因为未来战争将不再靠数量取胜,而人数少、职业化程度高的军队可能代替大规模军队”,美国的学者向美国决策层这样呼吁,这同样也将启迪中国。

更启迪中国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同它所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社会的特性在物质力量建设方面必然有所反映。美国未来的网络中心战概念完全践行后,必然带来一个指挥体制更加“扁平”的结构,军队不需要庞大军事官僚维系,底层人员可以方便地直接获取决策所需要信息,拥有更多自主性和决策权力。这种军人也只能生存在民主法制国度,在法律的捍卫下,才能让大量底层军人权责分明,而这也正是自由度和自主性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