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应重返亚洲

谢韬2012-04-20 16:13

谢韬/文

奥巴马上台以来,国内一直在热火朝天地讨论中国如何应对美国“重返”亚洲。然而,不知有多少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不是也应该重返亚洲?”

美国“离开”亚洲只是暂时的,其“重返”亚洲是必然。因此我们早就应该有心理和战略上的准备,如果现在才大谈特谈如何应对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说明我们已经先输一着。

中国一直在推行睦邻友好政策,然而屈指一算,与中国有着良好政治和外交关系的近邻却是少得可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却很遗憾地“离开”了亚洲。

美国之所以高调重返亚洲,并且受到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欢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与不少周边国家的关系在最近几年明显趋于紧张。美国重返亚洲的时候,也应是中国反思自己周边外交的时候。中国没有任何理由离开亚洲,因此必须立刻重返亚洲,也就是积极主动地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为国内的改革开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美国与亚洲:想说“离开”不容易

对美国外交和亚太区域安全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说美国“重返”亚洲其实是一个误导性的表述。因为自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尤其是二战后,美国一直在亚太地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时至今天,美国也分别与日本和韩国签署有共同防卫条约,并且在这两个国家驻有大量军队,即俗称的“轴心-辐条”式安全联盟,美国是轴心,日韩是轴条。此外,虽然美国与台湾断绝了正式关系,但是其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仍然对台湾保持安全承诺。

更早期,具体说是在1954年,美国还牵头成立了一个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其成员包括泰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等,但是该组织在1977年起不复存在。美国还曾在菲律宾拥有庞大的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这两个基地于1991年归还菲律宾后,美国又在新加坡樟宜港建立了新的海军基地。

大多数亚洲人都知道,二战后美国在亚洲又打了两次大规模战争。一次是朝鲜战争,持续了3年多,另外一次则是越南战争,持续了10多年。如果说朝鲜战争仅仅是让刚刚在二战中大获全胜的美国跌了一个不小的跟头的话,那么越南战争则是让美国大伤元气,并且在国内造成了严重社会动荡,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反战运动。今天,在华盛顿特区,还有这两场战争的永久纪念碑。如果这两场战争都没能让美国毅然绝然地离开亚洲这个伤心之地的话,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能够让美国与亚洲告别。

既然如此,美国“重返”亚洲的说法又从何而来?

这得回到小布什的8年任期。“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一心一意反恐,而反恐的最主要战场又在中东,因此亚洲就一不小心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具体被遗忘到什么程度,从两件事情可以窥豹一斑,这两件事情都与东盟有关。东盟是亚洲历史最悠久、成员最多的区域性政府间组织。美国要在亚洲有所作为,必须与东盟搞好关系。然而,赖斯作为小布什第二任期内的国务卿,上任第一年(2005年)就缺席了东盟地区论坛,第二年她参加了,但2007年她又缺席了。第二件事也发生在2007年,并且是在赖斯缺席当年东盟论坛之后不久。当年恰逢美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30周年,为此双方花大量时间精心策划在9月举行首次美国-东盟峰会。哪知小布什临时取消了该峰会,让东盟各国首脑愤愤不平。

于是就有了奥巴马政府的高调重返亚洲。2009年2月,希拉里就任国务卿后,一改美国新任国务卿首先出访欧洲或中东的惯例,把第一次出行放在了亚洲四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中国。更重要的是,在访问印尼期间,她还专门拜会了东盟秘书处,这也是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东盟秘书处。同年9月,在东盟经历了10多年的等待后,希拉里代表美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希拉里的这些举动,与她的前任赖斯三年内两次缺席东盟地区论坛形成鲜明对比。11月,小布什任期内被爽约了的美国与东盟峰会在新加坡召开。

希拉里去年11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可以说最清晰、最系统地阐述了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在国内被广泛阅读和引用。她说:“随着伊拉克战争接近尾声以及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美国现在处于一个转折点。在过去10年中我们向上述两个战区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在今后10年中……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

过去10年,中国又做了些什么呢?今后10年,中国又打算做什么呢?

中国与亚洲:“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过去10年,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迅猛发展的10年。与此相反,美国却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美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成为学界最受关注的两个话题。

然而,与经济和军事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绩相比,中国的外交则乏善可陈。过去10年,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糟。虽然我们一直宣称坚定不移地实行睦邻友好政策,“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并且多次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然而现实却是中国与不少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并且在局部地区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明显增加。

2010年3月的天安号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谴责朝鲜,并且在中国的坚持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申明也没有谴责朝鲜。可以想象,中国政府在天安号事件上的立场激怒了大多数韩国人,中韩关系因此跌入了1992年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同年9月,中国一艘渔船在钓鱼岛海域与日本一艘巡逻船相撞。14名中国船员一周后被释放,但是中国船长被扣留。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即释放船长,并做出了一系列极为强硬的反应,包括暂停双方省部级以上的交流,限制中国公民赴日本旅游等。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警告,如果日本不立刻释放船长,中国将采取“强烈反制措施”。迫于中国的强大压力,日本政府最终释放了船长。为了这次外交上的“胜利”,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日本《朝日新闻》的主编随后给他认识的在中国政府身居高位的朋友写了封信,说中日关系现在已经处于“零起点”。

这两个事件给来之不易的中韩和中日关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如果说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弱化美国在东北亚的影响的话,那这两个事件恰恰适得其反,让韩国和日本更加重视同美国的安全联盟。这成为外交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最好的现实例子。

除了韩国和日本,菲律宾和越南最近几年在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上也与中国频繁发生了争执,于是就有了美国和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军事演习。本来风平浪静的南海,一下子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环球时报》去年10月23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其标题是《中国在海上必要时应当“杀一儆百”》,从标题就可以猜出社论的内容。就在本周,又有一位解放军少将用异常严肃的口气,警告菲律宾:“善待之,甘当出头鸟,是要付出代价的。”

围绕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的主权之争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在1990年代,中国和相关国家之间并没有发生类似的激烈冲突。为什么到了21世纪,这些矛盾突然激化了呢?

除了海洋上的纷争,中国还先后与印度(1962年)、前苏联(1969年)和越南(1979年)发生过陆上边境冲突,其中与越南的冲突断断续续近10年。今天,与越南的陆上边界倒是划定,但是两国又因为南海问题而不时发生摩擦。中国与印度的路上边界至今尚未划定,而中印关系也因此一直处于睡眠状态。前苏联终结后,中国与俄罗斯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解决了所有边界纠纷,但是中俄关系一直处于不冷不热、彬彬有礼的状态。

美国因为反恐而离开亚洲的10年,应该是中国大力改善周边环境的绝好10年。遗憾的是,当希拉里宣布“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时,我们与周边不少国家的关系与10年前相比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中国选择了以自己的方式“离开”亚洲。

现在是中国重返亚洲的时候了。

中国需反思些什么

中国应该反思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周边国家,却又在经济上与中国有着高度的相互依赖性?这其实表明,经贸往来与政治关系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不要想当然地认为,经贸关系加强了,政治上的互信也就水到渠成。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不就是另外的佐证吗?

与促进经贸往来相比,建立政治互信则要难得多。后者不是靠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贸易订单、大规模的对外援助、或者一厢情愿的公共外交能解决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就应该是朋友遍天下了。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具有道德上的权威。这种权威具体表现在一些普世的价值观上,如个人自由、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等。缺少了道德权威,外交政策就成了马基雅维利式的赤裸裸的权力政治: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

很多曾经的朋友后来又“背叛”了中国,我们不应该谴责他们,而是应该反思自己。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经济利益,都只是暂时的。要赢得真正的朋友,还得靠自己的道德说服力。阎学通教授这样写道:“中国如何才能赢得世人之心呢?按照中国古代先哲的说法,要先从国内做起。实行仁政首先要在国内建立能够感召国外民众的治理模式。”

中国第二个应该反思的问题是:我们过去10年在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魅力攻势”,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这宝贵的10年本来应专注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我们却在远离亚洲的地区投入了大量的外交和经济资源。的确,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海外市场、更多的原材料。可是,我们在非洲的投资到底带来了多少回报?利比亚战争让中资公司损失惨重。由于在苏丹有巨大的石油利益,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招致国际社会的一致不满。我们不停地给欧洲带去大笔订单,并且在欧洲债务危机时慷慨解囊,但是欧盟并没有因此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也没有放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更没有成为中国制衡美国的法宝。在拉丁美洲,我们发动了金钱外交,但是在美国的后院,我们又能有多大的收获?

中国有句俗语,“远香近臭”。我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紧张,因此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朋友。从战略上来讲,这是明智之举。但是我们在远处并没有找到香喷喷的朋友。不仅如此,“走出去”反而增加了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反感或者威胁感,让国际社会觉得中国正在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当孔子学院在欧洲、美洲和非洲遍地开花时,我们应该牢记一句古训:“攘外必先安内。”没有安定的周边环境,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光彩只能是昙花一现。试想,要是美国的后院不稳,它还能在二战后一直充当“世界警察”吗?

中国应该反思的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让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中国现在的外交?没有历史,就没有民族和国家。因此,我们要保留历史,让历史成为集体记忆。但是,并非所有的历史都应该刻意去保留。毕竟,我们是为了现在和将来而活着,而不是为了历史而活着。朝鲜战争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难道我们与朝鲜的关系也因此要停留在当年的阶段,而不是与时俱进?当年中国与美国尚未建交,也没有与韩国建交,但是今天,这两个国家都是中国的重要经贸伙伴。为什么非要让一个与我们若即若离、经常在国际社会给中国“抹黑”的国家左右中国在东北亚的外交呢?从战略利益的角度出发,与朝鲜保持“暧昧”的关系给中国又带了多少好处?

中日关系比中韩关系更复杂,也更容易让人热血沸腾。但是我们一定要让那些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把日本变成永远的敌人吗?如果以色列和德国、法国和德国、美国和越南之间可以和解,为什么中日之间不能和解呢?中日关系的现状,日本当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能说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面对中国的周边安全,我们应该认真反思了。过去10年,我们强大了,但是周边的朋友却越来越少,国力强大与周边安全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美国这么强大,但是并没有见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拉拢中国抗衡美国。实力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实力背后的意图。没有透明的外交决策和国防预算,没有普通民众实质性地参与和影响外交决策,即使给所有的外国人发一本《中国的和平发展》,也不能减少他们对中国的忧虑。

同样重要的是,虽然与很多周边国家关系不好,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区。这种做法,是对国家利益的不负责,对中国人民的不负责,也是对国际社会的不负责。我们不敢面对亚洲,因此到其他各洲去发动各种各样的魅力攻势。到最后,我们还是不得不重新面对亚洲,因为它才是中国外交的根本。

下一个10年,中国再也不能虚度光阴了。当下一个10年结束的时候,中国应该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成功地重返亚洲。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