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布勒

你这肮脏的猢狲  李大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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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皮埃尔·布勒，恐怕没多少人能说得上来，可要一提《桂河大桥》，你就不陌生了。这部电影就是由布勒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个电气工程师出身的法国人，二战爆发后在东南亚参军，并在法国本土沦陷后，加入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兰西，为中国、缅甸的抗日活动提供援助，后被忠于维希政府的殖民当局捕获。战后他根据被俘后的苦役生活，写出了《桂河大桥》。小说面世后轰动全球，改编成电影后，还得过奥斯卡最佳影片。但他更重要的作品，却是出版于1963年的《猿星》。这是科幻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最近国内放映的《猩球崛起》，便是该书海量的影视改编之一。

《猩球崛起》
（Rise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鲁伯特·瓦耶特/导演
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
2011年8月/发行

小说的背景是未来：一对夫妇随几名宇航员，在太空深处的一个行星登陆。那里很像地球，甚至还有人类，只是那些本土人极为原始，而且是一个遭受奴役的种群。这个星球的统治者是建立了复杂都市文明的类人猿，而它们内部又有印度种姓制度般的分工——政客是颜色较浅的黄猩猩，大猩猩当武士，体格居中的黑猩猩则充任知识分子的角色。这里的猿类进化，和地球上的表亲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径。而在这个猿类领导的反乌托邦，人类被猎杀，或关进动物园。小说主人公于利斯被押送到一个科研机构，接受巴甫洛夫对狗做过的条件反射实验。如同所有惊险故事中的主角，他经历了各种奇遇：黑猩猩科学家确信他具有高度智能，应该给予自由和优待，而掌握最高权力、笃信保守意识形态的黄猩猩，非但拒绝承认人类拥有智能，而且将于利斯视为潜在威胁，下令予以毁灭。但英雄不死，他携带妻儿找到一艘飞船，逃离猿星，返回地球。

就像“天上一日，下界千年”的老话，于利斯返回的不是故土，而是一个七百年后的世界（谁没听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此时的巴黎已经落入猿猴的统治，就像于利斯逃离的那个类地行星一样。唯一的退路就是驾驶飞船逃回太空。茫茫黑暗中，他像被困孤岛的水手那样，把这番遭遇写在纸上，装进一个瓶子，抛入宇宙。后来瓶子落到两个巡航的猩猩科学家手中。他们读完故事，认为纯属恶搞——就凭人的智力，也编得出这样的故事？

人类还真编出过不少这类故事，提醒同类，科学及理性的傲慢何等愚蠢。站在自然史立场上，人对世界的统治也不过是一个偶然事件——请设想一下恐龙未曾灭绝的情景吧。谈到《猿星》，科幻文学评论人翁法洛斯认为：“这是一部斯威夫特式的（你一定记得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讽喻作品，作者揭示了物种、种族间的博弈中，人类百玩不厌的所谓理性抉择背后的动物性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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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片人雅各布嗅到了小说的银幕价值，但他要为筹措资金费一番脑筋，因为没人知道这样一部影片的盈利前景。为降低预算，剧组把故事中的猿类文明降低到非常原始的程度。这个权宜之计，本来是避免搭建复杂的都市背景占用资金，结果却营造出一种核战之后，启示录般的洪荒效果，别具镜头冲击力。再就是主要人物从法国人改成了美国宇航员泰勒，故事情节也有很大变动。男主角由查尔顿·赫斯顿（《宾虚传》、《鹰冠庄园》）担纲。这是卡斯中唯一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大牌明星。至于导演，则选用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沙夫纳。他也由此走红，随后执导了国内观众熟知的《巴顿将军》。

《猿星》于1968年初由20世纪福克斯发行。公司对该片毫无把握，加上对手米高梅同时推出了太空巨片《2001年，宇宙大回程》。直到上线公演后，意外受到公众热捧。一个人类被打入底层，忍受猩猩统治的故事，恰好折射出一个恐慌时代，人们普遍的无力感。尤其是片尾那个经典场景：泰勒从猩猩手中逃走，找到一个地方，却意外发现了自由女神像的残迹。他们迫降的地点，根本不是外星，而是地球。当他还在外太空巡游时，他的家园早就毁于一场核战。

对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1968都不是个好年景。越南战争导致政府开支剧增，新年一过，总统约翰逊宣布终止美元，以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的固定汇率兑换黄金。紧接着，一架载有四枚氢弹的B-52轰炸机在格陵兰坠毁，引发巨大的核恐惧。影片上演第二天，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遇刺身亡。然后是美国各主要城市的黑人暴动。1968年西方世界曾遭遇的全面社会、政治危机，无论规模还是深度，恐怕远非2008年以来的经济萧条能比。而这，也正是他们展示文化活力的契机。我们香烟般不离嘴的“软实力”，往往是在一种文明面临全面挑战，而不是顺风顺水的时刻，得到证明。

《Planet of the Apes》
Pierre Boulle/著
Vanguard Press
1963年

电影版《猿星》还有一个重要创新，即语言能力的拥有，成了故事的关键。这里，外星人类没有语言，说话是猩猩们的专利。语言一向是我们人类自外于动物界的依据之一。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这是他著名公知身份之外的正业）就认为，语言能力为人类先天所独有。他的这一论断并非毫无争议。1973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赫伯特·特雷斯决定通过实验检验一下这个理论。他的研究小组选中一只出生两个星期的黑猩猩幼崽，把它从母亲怀抱中带走，寄养在纽约一个富有家庭，还起了个名字叫尼姆·猩普斯基，和乔姆斯基谐音。这项实验曾被广泛报导，后来又被英国导演詹姆斯·马什制作成纪录片《尼姆计划》。本片和《猿星》前传《猩球崛起》同期上演，同样在媒体上引起热议。

加入人类社会后的尼姆，先是受到过分溺爱。这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彻底搅乱了“养父母”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性生活。当然也弄坏了不少家当。稍微长大，研究人员把它囚禁在研究中心（算是上学吧），软硬兼施，向它灌输哑语，通过手势和人交流，考察类人猿掌握语言的能力。它曾学会125种手势，能够表达“香蕉尼姆吃”这样的意思。特雷斯教授认为这并不表明它能学会可以称之为语言的东西。因为它不会按照句法原则，对手势进行有意义的组织，尤其当它给出“香蕉吃我尼姆”这样的表达时。虽然这个结论不无英语中心论的嫌疑；虽然银幕上的尼姆留给观众完全不同的印象。

一项研究就此了结（其中还有经费方面的原因）。“退休”后的尼姆又被送往一家药物研究中心，成为另一项血清研究的受试对象（和《猩球崛起》中的凯撒命运类似，则又是一个巧合），直到一些动物保护人士把它买下，得以终老于德州一座牧场，享年26岁。顺便提一句：自然环境中的黑猩猩，寿命超过50岁。《旧金山纪事报》的影评人比昂科利写道：“看完《尼姆计划》，你会庆幸自己不是一只关在囚笼里的黑猩猩。同时你也可能愿意放弃人类的成员资格。”《金融时报》的安德鲁斯则认为，如果《猩球崛起》里的特技、化妆、打斗已成俗套，《尼姆计划》中的真实故事或许更震撼人心。

 《猿猴世界》
（法)彼埃尔·布勒/著
仲晓/译
海洋出版社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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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黑猩猩掌握语言的能力如何，它们最起码是有感情的动物。根据珍妮·古道尔在坦桑尼亚的野外观察，黑猩猩之间拥抱，亲吻，勾肩搭背，甚至用咯吱的方式相互逗闹，非常类似人类的社会行为；而且它们个性差异很大，像人一样。

即便它们在智力或理性方面远逊于人类，也不构成对其施虐的理由。何况人类自身内部就存在着大量智能残障的成员。在任何文明社会，他们都是扶助的对象。早在1975年，哲学家彼得·辛格就在《动物解放》中——本书为动物权利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提出“福祉最大化”的伦理准则，其适用对象应该扩大到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他的立场是，对于任何具有感知痛苦的生命，都应给予平等的考虑，因而基于物种差异采取的区别待遇，其性质和人类之间由于肤色、性别的不同，而给予歧视和虐待一样。何况智力也不是能力的唯一形式。在速度、敏捷、力量方面，人类远远算不上强者。

很多人对这一套是不来电的。站在达尔文主义的金字塔顶端，享受生物等级秩序的特权，远比不着边际的道德敏感来得实在。何况我们还有文明作为借口，驯化所谓“他者”，不管对象是人还是自然。

回到《猿星》。这部上世纪的老片为美国文化留下可观的遗产。除了克莱顿的《刚果》、黑尔的《进化吧，布鲁诺》，这些以黑猩猩为主角的幻想文学，也影响了《星球大战》这样的太空片。它被数次重拍，但影响有限，直到去年，一部新的重拍片上映，再次获得了掌声。凯撒，一只母亲被人射杀的幼黑猩猩，因为药物作用而有了人的智力。那种药物本来是为治疗老年痴呆症研发的。它被人类家庭抚养，随着成长，开始为自己的身份认同困惑。它因越轨行为被关进猿猴保护中心，在那里遭受到虐待。它打败原来的猩猩领袖，取而代之，最后领导了反抗人类的暴动。就像佛兰肯斯坦的故事一样，人总是用技术为自己创造出强大的敌人。评论家大卫·丹比在《纽约人》上，称这是利用数字技术，表现微妙戏剧效果的最佳影片之一。

和当年的《猿星》一样，《猩球崛起》的成功受益于问世的时机。刚刚过去的2011年有一点和1968年类似，即它们都是充满革命和抗议的一年。那些被愚弄，被压迫者一旦觉醒，就会用行动震惊世界。《猿星》中的泰勒被猩猩抓获时一声暴喝：“拿开你的爪子，你这肮脏的猢狲！”而在《猩球崛起》中，则是猩猩的齐声怒吼：“不！”这里借用一个经典表述——一切曾被颠倒的关系，必将重新颠倒过来。